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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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策略目標。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力量對待革命態度的分析，事實上在　１９２５　年末就已成

形。毛澤東以“子任”的筆名在《政治週報》前五期中發表的五篇文章，其

中一篇實質上勾畫出了他在　１９２６　年初要用的同一方案的輪廓，只缺少把農民

業主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成分劃分為有剩餘的、收支大體相抵的，和生活

無以自足的。②這篇文章發表於　１　月，但是很可能與他在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在國民

黨第一次廣東省代表大會上發言的主旨相一致，在這篇文章中，他基本上以

他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的著名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所用的同樣的說法，討

論了關於政治行為，而且更特別是關於國民黨內派別活動的社會區分的含

意。在這裡顯然非正統地把社會劃分為“上”、“中”、“下”，並以此大

行其道，因為在把上層的階級（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牢牢地放在反革命營

壘，下層的階級（小資產階級，城鄉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放在革命營壘

之後，毛澤東進而考慮在“西山會議”派出現後，隨之發展的兩極分化中，

如何分化“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小地主），迫使他們作出選擇。正

如他在　１９２６　年所做的，並且以後一直在做的那樣，他把中國人的絕大多數（４

億人中的　３．９５　億人）放在革命的一邊，僅留下　１００　萬頑固的反動派，相當於

② 《一大前後》，第　212—214　頁。

③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集》第　1　卷，第　161—174　頁。

① 如黃宗智在他的論文《毛澤東與中農，1925—1928　年》中的論述，見《現代 中國》第　1　卷第　3　期（1975

年　7　月），第　279—280　頁。

② 約翰？菲茨傑拉德在他的論文《便裝的毛澤東：新近識別的毛澤東著作》中，　最先認為這些文章是毛澤

東所寫的〔見《澳洲中國學報》第　9　期（1983　年　1 月），第　1—16　頁〕。菲茨傑拉德的論點本身都是有說

服力的，但是，這些文 章是毛澤東所寫的事實也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主任胡華在　1982　年　9 月　10

日同我的一次談話中證實。毛澤東的文章《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原載《政

治週報》第　4　期（1926　年　1　月　10　日）第　10—12　頁，英譯全文見菲茨傑拉德文第　9—15　頁。事實上，毛澤

東早在　1910　年在東山小學讀書時就用“子任”作為替用名。他取“子任”之名是出於對梁啟超的仰慕，毛

澤東當時受梁啟超的影響，上文已經提到。梁啟超號任公，“子任”有“任之子”之意。見李銳：《學生

時代的毛澤東》，《新華文摘》1984　年第　1　期，第　176　頁。

“上層”一類，在中間搖擺的是向兩邊分化的　４００　萬。①

至於領導權問題，毛澤東　１９２６　年初，一方面強調了農民在數量上的重要

性和遍佈農村的貧困的程度——因而也是對革命的同情程度——同時也敘述

了城市無產階級作為革命中的“主力”的特性。②所以，雖然“無產階級領導”

的概念只是在　１９５１　年才增加到這篇文章中去，他卻在　１９２６　年初就承認馬克

思主義的這一原理，工人在革命過程中起中心作用。１９２６　年　９　月他竟為農村

發出的對革命武裝的熱情所陶醉，以致把工人階級領導的原理明顯地翻轉過

來。③

毛澤東的《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是在這時發表的，這篇文章一開

始就這樣說：“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這句話本身並不值得特

別注意，因為自　１９２５　年中期開始，農村革命活動的高潮已迫使甚至最面向城

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農民運動表示敬意，已成為共產黨和（或）國民

黨的發言人幾乎每次談話中自動出現的套話，可是從另一方面看，毛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