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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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表

明農民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重要性的議論，又確實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寫

道：“在一個經濟上落後的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敵人是鄉村的封建宗法

勢力〔地主階級〕。”外國帝國主義者就是依靠這個“封建地主階級”來支

持他們對農民的剝削；軍閥不過是這個階級的首領。所以，正如海豐的例子

所顯示的，只有動員農民去摧毀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統治基礎，才能推翻他

們的統治。他寫道：“中國的革命，只有這一種形式，沒有第二種形式。”①

毛澤東不只是斷言在舊社會農村反動的勢力的嚴重性，以及農村的革命

勢力在推翻前者中的重要性，他還進而反對城市的重要性：

有人以為買辦階級之猖獗於城市，完全相同於地主階級之猖獗於鄉村，二者應相提而並論。

這話說猖獗對，說完全相同不對。買辦階級集中的區域，全國不過香港廣州上海漢口天津大連等

沿海沿江數處，不若地主階級之領域在整個的中國各省各縣各鄉。政治上全國大小軍閥都是地主

階級（破產的小地主不在內）挑選出來的首領，這班封建地主首領封建軍閥利用城市買辦階級以

拉攏帝國主義，名義上實際上都是軍閥做主體，而買辦階級為其從屬。財政上軍閥政府每年幾萬

萬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間接從地主階級馴制下之農民身上括得來，買辦階級如銀行公

會等對北京政府有條件的借債，究竟比較甚少。故我總覺得都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應該起來猛

擊買辦階級，並直接對付帝國主義，進步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一切革命階級的領導，然若無農民從

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

儘管這裡也儀式般地提及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這段話的含意很明顯，

是舊社會權力的真正中心在農村才能找到，因此，真正的打擊也必然要打在

農村。在文章的結束段，以令人吃驚地毫不掩飾的語言，明白無誤地道出：

① 《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毛澤東集補卷》第　2　卷， 第　148　頁。這篇文章

中採用的各類人口數字，與　1926　年　2　月寫的文章中採用 的數字相同。

②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集》第　1　卷，第　170　頁。

③ 毛澤東：《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毛澤東集》第　1　卷，第　175—179　頁。關 於這個問題的更詳細的

論述，見我的論文《毛澤東與各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 作用，1923—1927　年》，附有這篇文章的英譯文摘

錄。

① 《毛澤東集》第　1　卷，第　175—176　頁。

中國的農民運動乃政治爭鬥經濟爭鬥這兩者匯合在一起的一種階級爭鬥的運動，內中表現得

最特別的尤在政治爭鬥這一點，這一點與都市工人運動的性質頗有點不同。都市工人階級目前所

爭政治上只是求得集會結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時破壞資產階級之政治地位；鄉村的農民，則

一起來便碰著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幾千年來持以壓榨農民的政權（這個地主政權即軍閥政權的真正

基礎），非推翻這個壓榨的政權，便不能有農民的地位，這是現時中國農民運動的一個最大的特

色。①

換句話說，工人（“當前”——但是有多久？）只不過是改良主義者，追求

的是他們個人的有限的利益；不妨說他們是被“工會意識”激勵起來的。而

農民則相反，不僅處於決定性的社會地位，不推翻舊秩序的整個大廈，就不

能達到他們的目的，而且他們注意形勢，並深思熟慮地開展廣泛的鬥爭，不

獨是經濟的，還有政治的。

此後，毛澤東在明顯地使農民代替工人作為自覺的革命先鋒方面，從沒

有走得如此之遠。他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把農村鬥爭中的

領導作用歸之於貧農；它確沒有以同樣生動的語言降低城市和以城市為基地

的階級的重要性，雖然有跡象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