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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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闡明自己的立場，就連馬克思主義，這麼多年來他精

神生活的支柱也岌岌可危了”。①左聯的解散，突然結束了反對右翼和中間勢

力的七年艱苦鬥爭，魯迅現在被迫要與從前的論敵結盟。更有甚者，“國防

文學”這個口號以其妥協性和專橫性沉重地向他襲來，既表示他的馬克思主

義的信仰受挫，又表示他個人形象受辱。他強壓怒火不肯屈服，設法提出一

個新口號與之抗衡，“它表示的將不是左翼文學的終結，而是它的延續，並

且它將把共產黨的新政策納入無產階級的傳統之中”。②他與茅盾等人商討之

後，最後確定下來的口號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胡風（顯然在魯迅的授意下）在一篇題為《人民大眾向文

學要求什麼》的文章中使用了這個新口號。“兩個口號”的鬥爭就這樣開始

② 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　463　頁。

① 塔戈雷：《現代中國的文學論戰，1918—1937　年》，第　114　頁。

② 周揚：《關於國防文學》，林淙編：《現階段的文學論戰》，第　36—37，81　頁。

① 夏濟安：《黑暗之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第　129　頁。

② 夏濟安：《黑暗之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第　129　頁。

了。對於胡風和魯迅，“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清楚地說明

了把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與抗日的民族鬥爭聯絡起來的“共同利益”；兩者

的公分母是反帝。這個口號還可用來指明大眾是抗日戰爭的主力。然而，對

於周揚和徐懋庸，胡風的文章露骨地置“國防文學”於不顧，贊同一個冗長

的、難記的用語，其主旨在於縮小和貶低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按照周揚的觀

點，革命作家們“不但要創造自己最尖銳的革命作品，同時也要聯合那些在

思想和藝術上原和我們有著不小的距離……的那些作家，而且把民族統一戰

線的影響擴大到革命文學還沒有侵入的讀者層去”。③

雙方的表述似乎給人一種印象，即就文學政策而言，專橫的周揚主張較

多的自由，而反權威主義的反對派反而贊成較為嚴格。但就文學實踐而言，

情況恰恰相反。魯迅和茅盾堅持革命作家應有創作自由，而周揚則把它看作

“一個危險的假象”。因此，隱藏在他們互相牴觸的口號後面的，是文學的

政治委員與有創造力的作家之間觀點上的基本分歧。對周揚這個出類拔萃的

文學政治委員來說，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是凌駕於包括藝術創造在內的其他

一切事情之上的。作為作家，魯迅和茅盾更加看重為革命目標而寫創造性的

作品；他們堅定地相信，有良心的藝術家不應當放棄他們的人格完整，或失

去他們的創作特權。他們對一個自封為黨的代言人強制推行這種新的“黨性”

深感怨恨。周揚的所作所為尤其令魯迅生厭，因為周不是致力於進一步鞏固

左聯，而是將其解散，並命令堅定的左翼作家向右轉！

最後，魯迅被徐懋庸的一封來信所激怒，採取了行動。徐在信中彬彬有

禮地提醒魯迅注意，他的兩個追隨者胡風和黃源的“詐”與“諂”。徐還直

言不諱地指責魯迅，煞費苦心地把一個左翼口號引入聯合戰線，“是錯誤的，

是危害統一戰線的”。魯迅遭到一位昔日追隨者的年輕作家申斥責問：此人

對人物和時局的判斷是否公正，這對自負的魯迅來說是一種極大的侮辱。魯

迅收到徐懋庸的信後幾乎立即回了長信，將積忿毫不客氣和毫無掩飾地傾洩

出來。他坦率地揭露了反對者們的“詐”：“中國文藝家協會”的宗派主義，

徐懋庸的狡猾，尤其是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四條漢子”陰險幫

派的詭計，他們是真正躲在徐懋庸的問罪信後面的人。①

顯然，魯迅的怒氣直指周揚在文學上的“獨斷專行”及其“行幫習氣”

的行徑。“國防文學”這一口號遭到批評，更多是由於其“宗派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