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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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

意（特別是按照周揚的權力主義的解釋），而不是由於理論上的錯誤。魯迅

表示他從來不認為這兩個口號是相互對立的；他的看法是“民族革命戰爭的

大眾文學”這一說法“意義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它能夠補充和糾

正“國防文學”這個口號的含混之處。在一篇訪問記中，他宣佈“民族革命

戰爭的大眾文學”可以作為一個“總口號”，在這個口號之下，也可以允許

“國防文學”等其他策略性口號存在。茅盾複述了魯迅的論點，但給它一個

更加穩定的焦點。他解釋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應當是左翼作家

創作的口號，而“國防文學”可以作為表徵所有作家之間關係的一面旗幟。①

魯迅的新口號當然是中共的領導者們始料不及的。但對這樣一位顯赫的

“同路人”的徹底表白又不得不予以尊重，否則更多的指責將意味著公開承

認統一戰線的失敗。這顯然是除周揚以外的黨的其他領導人所得到的結論。

① 林淙編：《現階段的文學論戰》，第　334—349　頁。

① 林淙編：《現階段的文學論戰》，第　315、342　頁。

早些時候，在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馮雪峰作為來自延安的中共的聯絡員已回到上海。

他沒有與周揚聯合，被舊日師長的論點所說服，並選擇了魯迅的立場。魯迅

發表反駁徐懋庸的長文以後不久，馮寫了一篇最猛烈的批評周揚的文章。他

在文中重複了茅盾和魯迅率先提出的指責，即周揚的高壓獨斷傾向導致了對

其他作家“關門”的有害宗派主義。馮指責說，周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因

為他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間，強制推行一種先聲奪人的二分法；

這與三年前他在“第三種人”的論爭中，機械地將所有“非無產階級文學”

排斥為“資產階級文學”的作法如出一轍。依照馮的判斷，周最嚴重的錯誤

是他拒不關心要求“創作自由”的呼聲。“在三年前，……沒有積極地聯合

各派為創作自由而鬥爭，沒有最大限度地在批評上承認‘創作自由’，當然

是錯誤，即在三年後也應當承認的”。馮總結說，在這個迫切需要動員所有

作家投入抗戰的時刻，周揚強加規約性‘條件’的作法“大大縮小了抗日的

戰線”；而他無視創作自由的論點，清楚地顯示他已經習慣充當“土皇帝”

的角色了。①

然而，馮雪峰在這場對周揚最囂鬧的指責中流露出來的個人怨恨，在黨

代表的處理權上反映並不良好。據夏濟安說，馮在上海處理不當使他受到中

共的審查（他最終於　１９５７　年遭到他的老對手周揚的清洗）。但是中共的領導

人之一陳伯達，感到文學界兩個口號的爭鬥應該休戰。他仍肯定“國防文學”

的有效性，但同時承認“對於這個口號的態度並不一定要大家一致”（這給

周揚一個輕微的挫折）。出於對魯迅觀點的尊重，陳對另一口號給以同等的

頌詞。陳在一篇圓通的綜述中宣稱，“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應當屬於

國防文學的“左翼”，因為它是“國防文學主要的一種，一個本質部分，同

時也是國防文學的主力”。②

可以說，兩個口號之爭是在　１０　月初（魯迅於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逝世前

不久）正式告終的。當時包括茅盾、魯迅、郭沫若、巴金和林語堂在內的　２０

名作家（周揚派缺席引人注目）簽署了一份聯合宣言，號召所有作家——不

分新舊、左右，為了“救國的目的”組成統一戰線。兩個口號都未被提及，

但是由魯迅、茅盾、胡風和馮雪峰大力倡導的創作自由的原則最終得到確認。

① 《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　1　卷，第　567—575　頁。

② 《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 1　卷，第　561—564　頁。夏濟安：《黑暗之門：　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

第　125　頁。

文學創作與社會危機

一系列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