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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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形態方面的權威提出了挑戰。但是導致內部爭吵公開化的最大事件，是左

聯在　１９３６　年春為響應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宣言而突然解散。這

一重大舉措竟沒有與魯迅商量。

由於缺乏足夠的文獻，至今尚不清楚解散左聯的決定是如何作出的。但

是可以推測，這個決定是周揚一派人實施的。他們希望組成一個更為廣泛的

聯合體，用“中國文藝家協會”來取代左聯。這個團體是在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７

日正式成立的，當時左聯解散至少已有兩三個月了。當愛國組織自發而迅速

湧現時，這一明顯的拖延除表明左翼作家間的混亂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魯迅、巴金、胡風、黃源等人被邀請加入新協會，但是他們不是拒絕，就是

置之不理。不久以後，在　７　月　１　日，魯迅等人簽署了一個《中國文藝工作者

宣言》，但並未建立正式組織。左翼兩派之間的對立因此更加分明。

到　１９３５　年底，已開始出現議論反映新的政治形勢的口號的文章。“國防

文學”與“民族自衛文學”和“民族革命文學運動”等詞語，同時被提到。

① 塔戈雷：《現代中國的文學論戰，1918—1937　年》，第　160　頁。

① 關於這事全部情節的卓越分析，見夏濟安：《魯迅與左聯的解散》，載其《黑暗之門：中國左翼文學運

動研究》，第　101—145　頁。

“國防文學”作為統一戰線政策的正式文學口號和協會的指導原則，其決定

可能是由周揚一派人作出的（不知是否得到中共領導的默許）。②它的確切性

可由以下兩點證明：一是它源出於蘇聯，二是毛澤東號召建立一個“國防”

政府。但是這個含義模糊的提法，立即遭到各種左翼作家的批評。

周揚認識到有必要明確定義和平息“託派分子”的反對，於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在成立協會的籌備工作結束後，代表“國防文學”作了他的第一次公開聲

明。他申斥極左派論敵思想狹隘的抽象主義，以及對日本侵略引起的新的政

治形勢視而不見。雖然他仍將城市革命文學看作　１９２７　年以來的主力，但是他

又論證說“中間立場”的作家們確實擁有廣大的讀者群，並且應當把他們吸

引過來共同奮鬥。這基本上是對中共新姿態的忠實附和，與他早先反對“第

三種人”作家的立場大相徑庭。但是在急於將其口號標榜為“文學”的時候，

周揚大概超出了中共的主要政治目標，“結成一個團結的知識界輿論的強大

實體，迫使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人達成某種合作，從而抗擊日本人”。①他進

而規定了“國防文學”的主題和方法：他斷言，國防應當成為除漢奸以外的

所有作家作品的中心主題，而且由於“主題的問題是和方法的問題不可分離

的，國防文學的創作必需採取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方法”。在隨後的一篇文章

裡，他甚至說（他　１９５８　年關於“革命浪漫主義”的表白的先聲），國防文學

“不但要描繪民族革命鬥爭的現狀，同時也要畫出民族進展的前面的遠

景……國防文學就同時應當以浪漫主義為它的創作方法的一面”。②

周揚的“專橫的”傾向，立即遭到包括魯迅在內的文壇耆宿的反對。郭

沫若覺察到這個口號的政治聯絡，從日本撰文努力為其辯護，同時降低周的

文學主張的調門。他聲稱，“國防文學應該是作家關係間的標誌，而不是作

品原則上的標誌”。茅盾同意這種理解，但是進一步警告說，將這個口號應

用於創作，就有面臨“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危險——直接駁斥周揚的指

令。與周揚想控制文學並“以一個口號去規約別人”的慾望相悖，茅盾堅持

作家在其政治信仰範圍內有創作自由的特權。③

魯迅對周揚的厭惡，甚至比茅盾對周揚的厭惡更為強烈。如已故的夏濟

安生動地概述魯迅晚年時所說，左聯的解散“引發了他生活中最後一場可怕

的危機。不但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