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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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出土的“卜骨”上刻有史前漢字。這些學者從商人那裡收集了成千

上萬的卜骨，開始破譯史前文字並著手進一步發掘。實地考察的另一促進因

素來自工商部②於　１９１６　年建立中國地質調查所，以繪製全國地圖並調查國家

的自然資源。③在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等人（他們主要在英國受過訓練）

的強有力領導下，繪製地圖和勘探設立了新的標準。該所還贊助古生物研究，

終於發現了“北京人”。北京協和醫學院建立了一個新生代實驗室，它在　２０

年代顯示了從紐約州（葛利普，地質調查所古生物顧問）、加拿大（步達生）、

瑞典（安特生）、德國（魏登瑞）和法國（德日進）來的考察者和科學家如

何能幫助訓練新一代中國考古學家，其中包括裴文中，他領導了北京西南周

口店的發掘，並於　１９２９　年發現“北京人”。

繼“北京人”之後最著名的發現是對以前僅出現在傳說中的河南安陽商

代都城的發掘。傅斯年曾是北大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在他領導下的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１９２８　年增加考古學於其歷史和語言工作。傅邀請李濟—

—１９２３　年曾獲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領導安陽專案。從　１９２８　年到　１９３７　年

在那裡進行的發掘，李濟的傑出著作《安陽》一書作了描述。該書詳敘了一

個英勇的傳奇——他們如何在十多年戰爭和混亂之中圓滿地進行了實地工

① 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1927—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　7　集（1978

年），第　6　頁。

② 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　集（1978　年），第　6　—　7

頁。全國科學評議會在　1935　年完全設立起來時有當然評議員　11　人，即中央研究院院長及該院　10　個研究所

的所長，同上，第　9—11　頁。

③ 同上，第　33—36　頁；例如楊銓、丁文江、任鴻雋、王璡、周仁、竺可楨和王家楫，全是中國科學社矢志

不渝的成員。

① 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　集 （1978　年），第　17

頁。

② 應為農商部——譯者。

③ 任鴻雋：《五十年來的科學》，載潘公展編：《五十年來的中國》，第　190　頁；《中華民國傳記詞典》

第　3　卷，第　67　頁；和李濟：《安陽》，第　34—48　頁。

作、實驗分析以及對成果的科學研究。這是一項偉大的學術成就。①

北京協和醫學院樹立了醫學教育的最高標準，它經傳教士在醫學方面一

個世紀的努力之後，從　１９１５　年至　１９４７　年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援，成

為一個從事研究兼培訓的醫院。它的　３００　多名畢業生，在　１９２４　年後幫助國家

公共健康機構配備了人員，同時該學院的研究工作，特別在寄生蟲學以及治

療血吸蟲病、鉤蟲和黑熱病等傳染病方面做出了貢獻。②

大學也有助於拓寬知識領域。第一個是　１９２１　年在沈尹默領導下建立的北

大國學研究所。雖然它在北大的計劃包括出版研究成果和努力吸收通訊研究

員，但該所事實上一成立就更像一所西方的研究生院，研究生與個別教授一

起獨立工作完成所給課題。③進入研究所首先不是由具有學位，而是由提交以

前的專業出版物決定的。

撇開理想、熱情和專家計劃不談，２０　年代學術界的工作仍遇到一個經常

性的障礙，即財政支援不足。當時的記載不止一次實事求是地談到：“中國

正處於內戰之中，公立院校的經費時有拖欠……”①一些教授為了維持生計，

不得不同時在兩所以上院校授課。在這種情況下，要得到研究撥款是困難的，

因此，朋友和外界的資助至關重要。

有關知識的社會學可望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