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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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導言》，《亞洲研究雜誌》第　41　卷第　4　期（1982　年　8　月），第 694—699　頁。

② 托馬斯？羅斯基：《中華民國經濟概論》；托馬斯？墨子刻：《論中國經濟現代化地歷史根源：明末清

初經濟與行政日益分化》，載侯繼明和於宗先編：《中 國近代經濟史》，第　3—14　頁。

③ 墨子刻：《清政府在商業方面的組織能力：兩淮鹽專賣，1740—1840　年》，載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

的經濟組織》，第　23—27　頁。

益處。

官僚和商人的關係，可以在緩慢增長的穩定局面下達到相互有利。然而，

總的來說，政府的政策並非有利於長期生產性投資。沒有法律保護，是商人

寧願分散他們資產的一個原因。而且，高利率把資本轉為短期消費導向的貸

款，部分原因是朝臣和高階官吏放債得利，不堅持實施反對高利貸的法律。①

然而，當政府試圖對此作更積極的或促成的作用時，問題就產生了。官僚政

治要實行控制的願望，就可能和商人在自治和營利方面的利益發生衝突。雙

方行賄受賄會相互影響而破壞企業的基礎。在　１９　世紀末，清朝官吏創立圖謀

自強的公司，顯示非經濟的政治及社會行為可能阻礙工商業的發展。商人很

快學會避免捲入其中。在　１９０４　年以後，同樣的問題妨礙了新政府部門與工商

業領袖的合作。在清末數十年間，政府缺乏財力提供發展現代工業所必需的

資本。政府往往會扼制已參加合夥經營的商人和士紳，而且不能創立有利於

經濟增長的財政及其他條件。②與之相類似的缺陷，也在　２０　世紀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南京政府實行的“官僚資本主義”中表現出來，甚至殃及一些無利害

關係的改革工作。例如，改良蠶種和蠶絲生產方法的嘗試受到阻礙，就是因

為政府既沒有貫徹政策的手段，也沒有獲得地方民眾的信任。

總之，技術因素與分配因素似乎相互加強，使經濟變革保持在有節制的

限度內，不能突破現有的平衡。變革正在發生，但是，由於缺少對農業成分

的重大改變（中國式的“農業革命”），那麼，持續的商業化、資本在長江

下游的進一步集中，或與東南亞可觀的貿易（即使在技術上非法）的增長會

很快導致經濟的徹底改組，這似乎就是不大可能的。事實上，主要的推動力

來自海外。

外部因素：對外貿易與帝國主義

幾乎所有歷史學者都認為，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增長起了作用，但

是，他們對這種作用的份量和時限，以及它的影響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認

識並不一致。一類分析認為，外國人的活動在促進　１９　世紀末和　２０　世紀工業

持續發展上起了關鍵作用。外國工業在條約口岸提供了大型裝置，起了刺激

中國企業的作用。貸款為交通、通訊、運輸的現代化和建立重工業提供了資

本。外國人是新技術知識的來源。總之，中國需要外來的衝擊以克服它的經

濟的惰性，並集中必需的財力。①

反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和另一些歷史學者則爭辯說，帝國主

義從鴉片戰爭時候起，就阻礙了有利於經濟增長和資本主義的內部力量：進

口商品摧殘了中國手工業，因而使農民陷於貧困，同時限制了國內市場。中

國商人被引入與洋行的外圍的和依賴的關係；不平等的競爭阻礙了中國工業

發展。外國貸款和投資把贏利抽到國外，並導致對政府財政管理上的干涉。

① 韋慶遠和吳奇衍：《清代著名皇商範氏的興衰》，《歷史研究》1981　年第　3　期，第　127—144　頁。

② 陳錦江：《劍橋中國史》第　11　卷第　8　章；汪熙：《論晚清的官督商辦》，《歷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

第　95—124　頁。有學者對清政府所起的經濟作用作出積極得多的評價，見馬若孟：《中國經濟：過去和現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