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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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　7　卷第　4　期（1981　年　10　月），第　387—411　頁。

② 河地重造對這個理論的解釋在格羅夫和周錫瑞：《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第　422—424　頁有摘要。

很善於用利潤再投資，如方氏家族能維持商業利潤數代不衰。據日本社會學

家根岸佶描述，上海商人秦祖澤為人正直、儉樸、忠於職守，比得上最虔誠

的日本武士或有道德的新教徒。①

然而，從事經紀業務仍然是清代商業活動的主要模式，並延續至民國時

期。商人們頗喜劃分市場和銷售階段，把他們的資產分散在若干個企業中，

或一種以上的商業行業上，並在遠離家鄉的中心城市營業。不用於商業再投

資的利潤，或不用於維持高生活水平的利潤，被投資於土地、家庭成員教育、

宗族機構和鄉里公益事業。這類支出，既表現了生產性的有利可圖的經濟利

益多種經營，又體現了士紳的價值觀。然而，在這種經濟行為中，固有的風

險和責任的擴散妨礙了財富的組合集中，並且阻止了廣大資本家的企業家精

神。②調動財富的公私金融機構，如歐洲的合股公司、股份公司及股票市場或

長期公債，在中國均告闕如。

在迴圈而長存的經濟和社會組織的情況下，國家的作用怎樣呢？不少經

濟的發展似乎是發生在國家控制之外。國家抽取相對少量的剩餘。清代的田

賦比日本明治時期為輕。③清末的厘金及其他商業稅，並未根本改變這種狀

況。清政府力圖控制重要的專賣事業，維持糧食北運供應京城，並由於其利

益在於穩定糧價而監督糧食市場。然而，官倉制度在　１８　世紀以後已在一定程

度上破壞。①專賣事業也不起多大作用；不斷增加的市場和萌發出來的商業組

織，大多不受清政府的控制，或所受控制極松。在民國時期，不論是眾多的

軍閥政府還是國民黨，都向商人勒索金錢，商人經常抱怨稅收的頻繁和過重。

但是，這些政府都不對經濟進行全面控制。有一種估計提出，１９３１　年全部政

府支出，尚低於　１８８０　年日本明治政府支出的水平。②

不論是在帝國晚期還是在民國時期，商人一同政府接觸就要受到勒索。

但是，他們並未受清政府的壓迫，不然他們就不可能享有　１９　世紀時所擁有的

財富和地位。詳細研究表明，清代官吏願意大力鼓勵商人在鹽業等專賣事業

中合作。③滿足官方索款要求的商人，常能得到合同、存款或其他間接報酬的

① 關於方氏、葉氏及李氏家族，見《鎮海縣誌》第　26　卷，第　31—32　頁；第　27 卷，第　12—13、40—41　頁；

《上海錢莊史料》，第　730—734，743—744　頁；蘇 珊？曼？瓊斯：《上海的寧波幫與金融勢力》，載伊

懋可和史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第　84—85　頁；根岸佶：《上海之行會》第　142—146　頁。

關於胡光墉，見羅伯特？恩格：《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廣州和上海的絲綢業，1861—1932　年》（加利福

尼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8　年），第　112　頁。關於秦祖澤，見根岸佶：《上海之行會》，第　118—119

頁。

② 葉氏家族和李氏家族的投資是分散經營的例證。關於絲織業，見莉蓮？李：《中國絲綢貿易：現代世界

中的傳統工業，1842—1937　年》，第　61　頁。關於在外地經商，見史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流動戰略》，

載卡羅爾？史密斯編：《區域分析》第一卷《經濟制度》，第　343—348　頁。

③ 王業鍵：《中華帝國的田賦，1750—1911　年》，第　128　頁；第　6　章各處。田賦負擔波動很大，在　19　世

紀中期，負擔較重；而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隨著通貨膨脹負擔不斷減輕。

① 維爾：《18　世紀的中國官吏與饑荒》，第　97—100　頁。莉蓮？李：《糧食、饑荒與中國政府——專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