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第93部分 (第4/4頁)

１０　月他帶著斯大林的祝福或許還有

共產國際的授權回到中國，他可能指望得到他在黨內上升時期與他有密切聯

系的人的支援（參見第　４　章），這些人有點被嘲弄地稱為“洋學生”。王受

過高等教育，表達能力強，他成年後的生活大部分是在蘇聯度過的。他的隨

和的世界主義與毛的地方主義和急躁的性情恰成對比，而且他遠比毛更精通

正統的馬克思理論，在這方面，他以高高在上的態度對待他的這位年長的湖

南同志。１９３７　年末，他確實傳達了指示，說毛由於狹隘的經驗主義和“不懂

馬列主義”，應在“思想體系上”加以提高。①這兩個人可能彼此都有一種幾

乎是本能的反感，他們的氣質和風格是如此不同。

無論王以前的同事們的傾向如何，現在他背後並沒有一個明顯的派別。

黨的總書記張聞天（洛甫）在戰爭初期調和了不少黨內爭論，以便讓毛的政

策大體得以實施。秦邦憲（博古）似乎受周恩來的指導，周本人一度是王明

的夥伴，但現在已和毛及其集團共命運了。無論在黨的武裝力量中還是在它

的地方政府中，王都沒有任何值得重視的基礎。王回到了在他離開期間發生

了很大變化的中國，他主要保有他的國際聲望、政治局成員的職務以及他的

辯才。但是這些值得重視的資本並不足以發動一次公開的挑戰——的確，王

顯然也未試圖與毛攤牌。

① 中共派張國燾到陝西中部祭奠黃帝陵——譯者。

① 格雷戈爾？本頓：《“第二次王明路線”（1935—1938　年）》，《中國季刊》第　61　期（1975　年　3　月），

第　77　頁。

有人將王明描繪成一個在戰略上與毛相左的代表人物，他們在兩個基本

問題上有分歧，並由此引起許多其他有關的爭論。②第一個問題①涉及中共與

國民黨和中央政府的關係。第二個問題包含以工人、知識分子、學生和部分

資產階級為基礎的城市革命戰略與以農民為基礎的農村革命之爭。當然，對

領導權的爭奪和個人之間的厭惡為這兩個問題的爭論增添了熱度。除了在蘇

聯，毛主義的說法到處都佔上風：王明實際上是要犧牲中共的獨立而向國民

黨投降，而且他對農村革命冷漠無情。

這種簡單化的陳述引起了一些令人困惑的問題。如果他的觀點真如毛所

描述的那樣，王明怎麼能在中共內部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很難想象他會把自

己描繪成一個很少關心農民的投降派。當王明回到中國嘗試重建其地位時，

我們可以設想他乞靈於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權威。斯大林長期以來一直想使

中國的抗戰集中在蔣和國民黨周圍，這一政策只是在　１９３６　年年中，斯大林的

地位明確以後　６　個月，毛和中共才勉強不完全地接受。雖然中共更多地由於

自身的原因而不是由於外界的推動，在　１９３６　年下半年向這樣的統一戰線靠近

了（在　１２　月　１２—２５　日西安事變中達到高潮），但斯大林的名字和共產國際

的權威仍是可畏的。即便是毛，也不希望公開蔑視莫斯科的意願。因此王明

有了雙重武器：斯大林的授權和免遭清洗的保護，因為任何這樣的行動都會

招致斯大林的憤怒。王還可以進一步爭辯說，正是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才終

止了內戰，而且，面對日本入侵，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