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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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致斯大林的憤怒。王還可以進一步爭辯說，正是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才終

止了內戰，而且，面對日本入侵，統一戰線已經使中共在國家事務中有了一

種受尊敬的合法地位。現在正是將這種地位擴張到全國並使之合法化的時

候，不應僅在落後地區保持一種地區性的遊擊運動。王顯然相信，透過中央

政府與軍事機構的改組，這一目標是可以實現的，為了團結和全民抗戰的需

要，共產黨人將整體地作為重要部分被包括在內。當然這需要得到蔣介石的

合作和同意。談判將是困難的，但王的說法很籠統——或者說很含糊——這

就為策略留下很大餘地。王也暗示，一個“統一的國防政府”可能使中共分

享財政與軍事資源——或許還可以分到一些蘇聯援助——現在實際上都被國

民黨人壟斷了。這些可能性對黨的許多高階幹部和軍事指揮官都具有誘惑

力，他們曾長期遭受資源的極度匱乏。①王明顯然認為，日本的入侵、國內激

發的愛國主義，以及國際支援（尤其是來自蘇聯的支援）最終將推動蔣作出

進一步的讓步，就像西安事變後它們曾推動他走向統一戰線那樣。如果這樣，

王明的口號“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就不含有向蔣投降的意思，而是繼續向他

施加壓力。

王明不久便被派往武漢，在　１９３８　年的頭　６　個月中，那裡充滿了對這場戰

爭的奉獻精神。統一戰線的精神滲透到所有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團體，國共兩

黨間顯而易見的真誠合作使許多人感到意外。王可能覺得這種情況加強了他

的力量。總之，整個春天他都在繼續號召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②此後，

王明意識到蔣介石不會接受對其控制的政府和黨作出如此徹底的改變，他退

② 同上。又見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

① 《中國的抗戰與革命：共產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第　72　頁以下。

① 張國燾回憶，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懊喪地嘆息道，“拿那麼多軍火 給蔣介石，為甚麼不可以

少分給我們一點”。張國燾：《我的回憶》第　3　冊，第 418　頁。

② 《解放報》第　36　期（1938　年　4　月　29　日），第　1　頁，宣告是在　1938　年　3　月　11　日 寫的。

一步說：“國民政府是全中國的政府，它需要加強而不是改組。”③他也號召

組建“國防師”，這也比他原先建議成立一個統一的全國軍事機構後退了一

步。在武漢，王明顯然能爭取到周恩來對他的計劃的部分支援。

王明為統一戰線所作努力的致命弱點在於它們依賴可疑的國民黨政府的

同意。而他僅有的力量只是國民黨自己選區內的輿論。①王明不是投降派，但

他已將自己引入困境，而毛澤東卻保持著大得多的行動自由。

至於第二個問題，即革命應以農村為基礎還是應以城市為基礎，王明從

未在農民中生活或工作過。雖然他生長在安徽一個富裕的農村家庭裡，但他

的天性和他的理論傾向都完全是城市型的。１９３７　年底回到中國後，王明很少

提到農民，而他的著作，就人們所知道的而言，沒有一本涉及這個與毛澤東

的心緊密相連的主題。王明並不要求放棄農民運動，但他顯然認為，如果在

城市中以及在工人和其他民族主義力量（如學生、民族資產階級）當中沒有

堅強的立足點，這個運動最終將失去它的馬列主義動力，而去追求落後的、

狹隘的、實質上是小資產階級農民所關切的事物。因此，佔有城市對王明比

對毛澤東要重要得多，毛寧願以空間換取時間，就像南京陷落後的蔣介石一

樣，他不願看到國民黨的抵抗力在無結果的陣地戰中被摧毀。而王明則號召

像保衛馬德里那樣保衛武漢，這可以動員民眾。在這裡，王明的統一戰線概

念與他對城市的偏愛自然就結合在一起了，因為只有國民黨的合作或容忍，

才能出現這樣的動員。

同時王明在武漢有黨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