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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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地是為應付國內的壓力。在美國，某些人民陣線往昔的倡導者（馬克斯？伊

斯曼，惠塔克？錢伯斯，弗麗達？歐特利等）正以冷戰鬥士的面貌出現，並

指控其他人（阿爾傑？西斯，歐文？拉鐵摩爾等）曾受蘇維埃共產主義愚弄，

或者更糟，曾是蘇共的代理人。杜魯門政府為了使這種反共不力的指責無效，

擴大了對國民黨政權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共計　３５　億美元。但是這一援助計劃

並不意味美國站在國民黨人一邊大舉捲入的承諾。在人們認為集中力量保衛

西歐和中東部分地區現狀最為重要的時候，無論是參謀長聯席會議，或是國

家安全委員會（成立於　１９４７　年），都不願意將國家資源分散。

蘇聯對中國局勢的發展也非常謹慎。似乎是為了避免給人以莫斯科與中

國共產黨人共謀的形象，蘇聯繼續把國民黨人作為中國政府對待，當國民黨

人被逐出南京後，蘇聯大使與他們一道去廣東。為了怕激怒美國，斯大林不

願公開支援共產黨人。和杜魯門或艾德禮一樣，他不願意把冷戰擴大到中國。

如果說有區別，那就是蘇聯政府企圖與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建立聯絡，以

保護蘇聯在中國東北（滿洲）的利益。①

上述事態的發展意味著　１９４５　年後本應在亞洲，甚至世界事務中起領導作

① F17397/1055/6109，見　FO371/76030，外交部檔案。

① F16589/1023/10，見 FO371/75819，外交部檔案。

① 中島的論文，載永井陽之助和入江昭編：《亞洲冷戰的由來》。

用的中國進入了衰落期。從　１９４５　到　１９４９　年，中國一直處在以美蘇冷戰為中

心的國際政治主要舞臺之外。它不與任何一方結盟，而兩個超級大國也不希

望把它們之間的爭鬥擴大到這塊被內戰撕裂的土地上。與此同時，國民黨領

導人未能利用抗戰勝利的時機。他們既未得到美蘇的合作，也未同其中一方

結盟來反對另一方——這些可能性本可較好地保護其地位。

更確切地說，是由他們按照自己的計劃去對付日益自信的共產黨人，後

者採取攻勢。１９４９　年，蔣介石和他的追隨者帶著大國地位的夢想去了臺灣

島。也許再過　２０　年，中國在一個不同的領導下，會以‘第三世界’領袖的角

色重新出現在世界舞臺上。

相比之下，日本比它以前的敵人，甚至比日本人自己所預料的更早地被

帶回國際舞臺。如上所述，按照定義冷戰的意思是捨棄人民陣線以求重新結

合，這等於恢復綏靖德、日的框架。事實上，由於戰後的美國外交政策，德

國和日本與英國和西歐一起已成為國際穩定的基石，在此基礎上蘇聯及其夥

伴將無法破壞現狀。到　１９４９　年，美日紐帶正在取代美、中聯絡，成為亞太事

務的關鍵。

１９３１　至　１９４９　年中國國際地位的歷史展示了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國家與其

抗衡的對策，使中國從一個受侵略的弱小犧牲品逐漸轉變為一個世界強國，

確定和平的穩定框架中的一個夥伴。但這段歷史也揭示，確定一個國家的地

位，在和平時期比在戰爭時期困難。如克勞塞維茨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樣，在

戰爭時期，知道誰是敵人就可制定國家的政略和政策。而在和平時期，就不

容易說誰是潛在的敵人。國民黨人給其後繼者留下了一個提高了的國家地

位，但也把確定和平時期國家外交政策目標的任務留給了共產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