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第98部分 (第2/4頁)

產黨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是軍事－政治控制與人民支援的結合，兩者表現

在互相連鎖的直到村一級的組織結構中（至少在鞏固的根據地是這樣）。首

先是控制，但共產黨人在控制上的做法與他們的對手不一樣。政治、經濟與

社會的變革隨控制的擴大和加深分階段進行，互動作用。從觀念上講，在黨

自信有能力取得成功前，不應進行改革。反之，每一次變革都應進一步加強

黨和“基本群眾”的控制。因此，只要處理得當，每一次變革都既加強了黨

的控制也加強了群眾的支援，併為下次變革鋪平道路。

當要求進行一項特定的改革（一次選舉、一次生產運動、一次鬥爭會）

時，人們通常知道這是指鞏固區，或許還有半鞏固區，但不涉及太“開放”

的游擊區。而且，即便是在鞏固的根據地，許多政策也並非立刻全部執行，

代替的做法是先在精心準備的“示範區”推行這些政策，在那裡深入的預備

工作和集中的人力使政策可能取得成功。當眾羞辱一個特別臭名昭彰的地主

並剝奪他的部分或全部財產的場面，對別處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證。其他尚未

如此痛苦地被挑選出來的地主則被“勸說”進行合作，尤其是保證他們的財

產不會被沒收，而且他們可以繼續收取地租與利息（雖然要減租減息）。更

為重要的是，讓農民大膽確定自己的階級地位，克服根深蒂固的宿命主義、

消極屈從以及社會調和——總之，要行動。每一次行動都使下一次行動更容

② 小羅伊？霍夫海因茨：《中國共產主義勝利的社會生態學：農村影響模式，1923—1945　年》，載鮑大可

編：《中國共產黨的現行政治》，第　72、77　頁。

③ 毛澤東：《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　2　卷，第　411　頁。

① 史堅雅說中國由九個大區組成，每個大區通常有一個與流域和平原相結合的核心區。周邊比核心區窮得

多——的確，核心區“剝削”周邊的廉價勞動力、木材、自然資源等等。省界往往（但不一定總是）沿周

邊幷包圍核心區。見史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　211—220　頁。

易，並且斷絕了退路。一個佃戶由於害怕報復或者為了保持社會融洽，可能

一時偷偷地付給地主原先未減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鬥爭會上大聲訓斥了

這個地主之後，他或許再也沒有退路了。

有些農民生平第一次開始思考自身——經常是遲疑地或勉強地——為自

己本身的權利做政治和社會的行動者，而不是受他人驅使的被動的行為對

象。黨的目標是一種受指導的但也是自願的參與，黨稱之為“民主”。阿歷

克斯？德？托克威爾闡明瞭一個普遍的原則，他這樣寫道：“冤情只要看上

去還無力解除，就一直耐心地忍受著；一旦消除冤情的可能性在人們的頭腦

中出現，它便顯得無法忍受。”①彭真描述了那些過去謀劃交付全部地租的佃

戶現在怎樣開始向地主清算，並拒絕繳納任何地租或要求賠償。有的農民在

街上故意撞犯地主。“總之，一切都翻過來了……這種情形在我們接到中央

“七七”三週年指示，頒佈了“雙十綱領”以後（１９４０　年中期）便開始糾正，

使雙方的鬥爭約束在一定的範圍內。”①

在控制權正在建立時；有三種關係會發生爭論，可以著手組織和動員。

（１）地主與佃戶的關係，集中在地租上；（２）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係，集中在

利息上；（３）政府與被統治者的關係，集中在賦稅上。②這些爭論被用來加劇

階級鬥爭，反對“封建分子”。為了更深的滲透和更廣的組織，共產黨採取

一步一步的措施開啟當地社會之門，但在每一步上那些正在被組織起來的人

們必須看到他們的實際利益，而不擔過分的風險，不然他們就不會響應。必

須找到有立竿見影或近期收益的具體措施，並用農民習慣的、生動的鄉土語

言表達出來，而把階級鬥爭的話留待以後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