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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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半鞏固區與游擊區之間的差別標誌著這種控制程度的不同。早期的形勢

可以描繪為“開放的”，這就是說社會中的個人與團體可以有多種選擇，中

共無法阻止他們嘗試。在這種環境下，統一戰線認識到黨相對軟弱，於是主

要依靠勸說、妥協、滲透和教育。

另一極端是“封閉的”形勢，其中中共的力量已足以限制選擇，並使選

擇的動機和代價向產生所要求的行為方向發展。對那些持反對態度的人，必

要時黨可能施加強制性的制裁，甚至使用暴力。當這種控制取得成功並深化

時，某種政治革命就發生了，儘管在社會和經濟結構上還沒有任何變化。黨

及其追隨者正從傳統的農村權力佔有者手中奪取權力，但控制權的建立是一

個漸進的、不平坦的過程，受地形、當地社會及存在競爭或敵對勢力的影響。

即使在最成功的晉察冀根據地，進展也是困難的。群眾並不會自發地團結到

共產黨一邊。彭真寫道：“在建立根據地時，中農、貧農和其他勞苦群眾的

政治和組織的自立能力並未真正顯示出來……在這些農民確實經過一些鬥爭

（開始主要是自上而下發動的），逐漸真正覺悟起來之後，才膽敢反抗了。”

１９４１　年末，他終於可以說：“關於這一地區的階級關係，我們在軍事上與政

治上佔有統治地位；基本群眾已經站過來了，並佔了優勢。但在經濟上，地

主資產階級仍然明顯地佔有優勢。”①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中多次出現的一個問題是某些地區是否存在某種條

件，使它們比其他地區更易接受共產黨人的滲透、組織和控制。尤其是，貧

窮、剝削和社會混亂的環境是否比更富裕、社會更協調的地區更能為共產黨

的活動創造有利條件？答案似乎是，“共產黨人在中國取得成功或權力並沒

有一個單一的模式……在任何地區與任何時候，共產黨勢力的擴張，和其他

① 劉少奇：《堅持華北抗戰中的武裝部隊》，第　48　頁。

① 曲直生：《抗戰紀曆》，第　37　頁。

① 彭真：《中共晉察冀邊區之各種政策》，第　1　頁。

社會現象相比，似乎更與共產黨在附近地區的［長期］存在有關”。②事實上毛、

劉和其他領導人從不接受下列觀點，即特定的社會與經濟條件使某些地區適

合建立根據地，而其他地區則否。反之，毛相信，原則上根據地可以在任何

地方建立，只要黨有機會在那裡堅持活動。例如，１９３８　年　５　月，他堅持根據

地不僅可以在交通比較困難的地域建立，也可以在平原建立。③當這些領導人

提到地方條件（租佃、高利貸等）時，他們是在提供可在其他地區靈活運用

的具體例證，並不是表明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建立根據地。雖然租

佃率在華北許多地區相當低——因此減租政策的吸引力也有限——但共產黨

領導人爭辯說，還有其他的問題、其他的剝削形式可以代替。這就需要當地

的幹部分析他們所在地區的社會與經濟條件，根據一般的指示精神去著手工

作。一個特定地區的條件是否使農民受更多剝削，生活更為悲慘，或者生活

大致如前，甚至稍有改善，這樣的問題並不使共產黨領導人或地方幹部感興

趣。他們深信，鄉村中每個地方都不乏悲慘與不公，足以激起革命性的變革。

但是，共產黨並沒有能在各處都成功地創立根據地，也不經常能保持曾

建立的根據地。最成功的根據地確實位於較為貧窮的地區：山區、沼澤地以

及其他邊遠地區——總之，在傳統的匪區，像傳奇小說《水滸傳》中的宋江

和他的弟兄們所佔的那些地區。原因也相同。這些周邊地區遠離居民點和國

家控制，常跨越省界，比靠近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線的人口稠密的平原更安全，

有更好的機會可以不受干擾地工作。①簡言之，要一個特定根據地取得成功，

地理因素（甚至不妨說軍事地理因素）可能比社會和經濟結構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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