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第98部分 (第3/4頁)

帶給當地居民的最初利益將取決於環境，並必須與進入這一地區的中共

軍政人員的後勤需求相協調。彭德懷這樣描述：

根據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給養自籌。建設了根據地，有了政權區，可徵收救國公糧；

沒有建設根據地政權以前，即捐、借、指派、沒收漢奸財物，不靠國民黨發餉、發給養。③

雖然減租減息是既定政策，但在對較先進根據地的鞏固地區已樹立控制權

前，沒有一項能系統地實行。減租被說成是實現孫逸仙的二五減租的諾言（從

平均　５０％的地租－收穫比降至　３７．５％），作為“耕者有其田”方案的一部分，

這一部分是國民黨思想體系的法定的但被忽視的成分。這使包括地主在內的

國民黨支持者很難對中共正在做的事情提出批評。從外界看來，中共的地租

政策相當溫和。然而土地關係的複雜性與多樣性使黨能隨當地形勢和幹部情

緒的需要而行動，或剋制或嚴厲。地主的阻撓被指責為破壞抗戰事業以及實

① 引自阿瑟？L。斯廷庫姆：《社會史的理論方法》，第　34　頁。還特別提到托洛茨基：“事實上，僅僅存在

窮困不足以引起暴動；如果是暴動，群眾總是在造反。歷史確實表明，社會制度的崩潰將使窮困成為不可

容忍，而新條件和新思想將開啟革命出路的前景，這是必然的。那時，在完成群眾所構想的偉大目標的事

業中，群眾將表明能夠忍受兩三倍的窮困。”同上書，第　33—34　頁。托洛茨基認為自發的暴動是一種沒有

希望的“民眾反抗”。

① 彭真：《中共晉察冀邊區之各種政策》，第　4　頁。

② 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　175　頁。這些關係所提出的爭論不限於租、息、稅。這裡也有其他因素（如

水權、勞務、“常例”、領主權等）。

③ 《彭德懷自述》，第　227　頁。

際上與敵人勾結。①這可能導致嚴厲的懲罰，甚至沒收財產。總之，地主的選

擇受到限制：“地主在鄉村的土地不可能帶進城市。”彭真繼續寫道：

總之，晉察冀邊區地主是在基本群眾已經起來，民主政治已經確立，封建專政已被打破之後，

才開明起來的。事實證明，不經過農民對地主的必要的鬥爭，地主階級的開明是不可能的，地主

與農民關係的調整也是不可能的。②

減息是難以貫徹的，如果這涉及取消本金或陳債的自然增長的利息，那末減

息也可能比看上去更激烈。這些損失加上新貸款的低利率常使潛在的借主把

他們的錢束之高閣。農村信貸的收縮引起了苦難，因為許多貧苦農民需要貸

款活命，特別在華北和華中北部的春荒季節，那時頭年的存谷已所剩無幾，

而越冬作物要到五、六月才有收成，還有幾個星期要等。而且，並非所有的

借主都是富商或地主。貧農和中農或許有點現金，但由於數額太小，不足以

投資於土地或商業，他們把這點錢借出去以謀取額外收入。缺乏勞力的家庭

——寡婦或無兒女的夫婦——可能賣掉他們無力耕種的土地，換成錢出借。

因此，只有根據地政府自身有充分的財力，使得按規定利率的信用貸款可以

借到時，減息才能成功。

稅收也只能緩慢地改變。不像陝甘寧邊區，敵後根據地得不到外來的補

助，如彭德懷指出的那樣，必須依靠自身的努力。在戰爭的頭兩年，即使晉

察冀也只能在稅收制度上進行有節制的結構調整，方法是廢除許多雜稅和附

加稅，但不是全部——在中國大部分地區，它們在　２０　世紀頭幾十年間已經激

增，多於和超過基本土地稅——並對與敵佔區的貿易徵收關稅。其他改革目

的在於更有效地徵收土地稅，方法是登記“黑田”（以前未徵稅的土地，因

為它們不在土地冊上），並制止貪汙，使徵到的稅款真正進入國庫。剩下的

赤字由內部公債和其他特別措施彌補。

在　１９３９　年，行政控制已經進展到足以允許較為正規化的稅收制度，即“合

理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