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頂

第23部分 (第2/4頁)

伴們用帳篷將我包裹起來，將我順著陡峭的冰川滑下，穿過聳立的冰塔林。這次遠征的醫生吉姆·莫里塞攀登了5000英尺在冰川的底部與我會合，他現在是位心臟外科醫生。當時，我處於極度虛脫狀態（身體僵硬，手臂彎曲，雙拳緊握胸前），大腦和脊柱之間的傳導神經遭受了嚴重的壓力，大概再晚30分鐘就有可能死亡。吉姆成功地挽救了我的生命，但我昏迷了36個小時。醒來的時候，我一隻眼由於視網膜出血而看不見東西，自己也無法行走。夏爾巴人和腳伕必須抬著我下行5000英尺到位於7000英尺處的卡拉巴尼村莊。

當我基本復原的時候，我步行兩天到了山谷北部的吉墨生。吉墨生當時有一個原始的飛機跑道，偶爾會有軍隊或聯合國的飛機在那裡降落。我希望能夠搭乘去加德滿都的飛機，將看不見的那隻眼睛檢查一下。不幸的是，在地平線上根本看不到任何飛機的影子，看起來我好像不得不再徒步回去了，這又得花大概一週的時間。

我到達吉墨生之後的第三天，遠征隊的一名成員，吉夫·鄧沃德走進了我住的房子。

“雪崩，”他簡短地說，“死了七個。”他麻木地坐下來。我們一邊喝酒，他一邊描述我的登山小隊的集體死亡。

雪崩發生的時候吉夫正在營地的帳篷裡，當時是快接近中午的時候。天空中本來有云，氣溫比較低，但是到11點時，冰川溫度開始上升。先遣小組剛剛把一根圓木搭在一條裂縫上，並且計劃開始下山。就在這時，從頭頂傳來了炸雷般破裂的聲音。一場巨大的雪崩包圍了整個小組，將剛剛搭上橋的巨大裂縫填滿了。樓·雷查德向一個冰圓丘後面俯衝過去，雪崩向他噴湧的時候扯掉了他的揹包。巨大的怒吼充斥在空氣中，不斷掉落的冰塊，有的如冰箱那麼大小，隆隆地滾過身邊——然後是一片沉寂。樓站了起來，希望能看到遠征隊的其他成員從藏身的地方爬出來，但是沒有人出現。他跑上跑下，呼喊同伴的名字，但是，還是沒有動靜。四周只有寂靜的冰川和高山上刮過的風聲。因為雪崩是由冰和沉重的雪組成的，因此即使知道應該從哪兒開始挖，樓也根本沒有辦法挖。所有的人都不見了，消失了，死去了。當時，這是喜馬拉雅山攀登史上最大的一次災難。

樓·雷查德活下來之後創造的另外一個奇蹟是，他在後來的一次遠征中又回到了道拉基裡峰，而且是僅有的兩個登上頂峰的攀登者之一。樓後來繼續攀登喜馬拉雅山脈的主要山峰，曾經征服過楠達德維山、喬戈裡峰和珠穆朗瑪峰，走的都是首攀的路線，而且獲得了巨大的成就。經歷了雪崩的死裡逃生之後，樓具備了征服如道拉基裡峰般同樣危險和困難的山峰的堅忍不拔的毅力和勇氣。

外交生涯和激增的機遇

1971年，我以外交官的身份回到亞洲。這對我來說是一次令人興奮的經歷，但是沒有大山總讓我覺得缺少了些什麼。在孟加拉戰爭期間，我被分配到印度加爾各答的美國領事館，後來又分配到加德滿都的美國大使館。在尼泊爾，週末的時候幾乎無事可做，因為大山離得太遠了，一個週末根本不夠來回一趟或者攀登一次。但是，我卻開始探索這個國家的大河，它們中絕大多數還沒有人漂流過。我的第一個漂流筏是由參加過1973年美國道拉基裡峰遠征的隆·費爾送給我的——一個4英尺的可充氣式漂流筏。隆·費爾後來在飄流秘魯的烏魯班巴河時不幸身亡。在經過不斷的嘗試和犯錯之後，我獲得了一個12英尺的埃文漂流筏，對於漂流尼泊爾無人開發的激流來說，這是一個完美的交通工具。

我的美國探險旅行公司的一些朋友經常來尼泊爾，帶領一些探險客戶來旅遊，並提供有關漂流的建議。可敬的登山者斯基普·霍納幫助我設計了船的框架，併為我的埃文漂流筏製作了槳。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我和斯基普以及其他一些朋友開始探索尼泊爾高海拔的河流。在這樣湍急的河流中很顯然存在著商業機遇。當時，尼泊爾的高山旅遊業僅限於運動觀光、文化旅遊、登山和長途步行跋涉，可以進行其他任何業務的基礎設施並不存在。然而，在那兒卻有很多小飛機可以將漂流筏拖到大河源頭的小飛機場上，還有很多腳伕非常願意為你運送漂流筏。

與此同時，我在尼泊爾的任職也快結束了。在外交部，官員需要定期返回華盛頓，瞭解最新外交動態和國家政策，重新熟悉美國的情況，然後再找一個外交職位。這些我都明白，但我也知道在華盛頓特區周圍幾千英里內根本沒有值得一提的高山。幸運的是，我結識了吉姆·愛德華茲，他是個充滿領導魅力的英國人。他曾經在泛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