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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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的條件和極端不同的文化。這次訓練也讓我認識了他們的主任比爾·德拉諾，是他敦促我進入了外交界。1964年，我進入了喬治城大學的外交學院。

在喬治城大學，我真的是必須認真好好學習。我甚至還得學習另外一門語言（德語），對我來說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但是登山中培養出來的堅忍精神幫助我完成了漫長的閱讀、枯燥的記憶和久坐學習。

在經過了兩年的學習之後，我渴望一些刺激的東西。我到了哥倫比亞和尼加拉瓜，從1966年到1968年在那裡工作，初步感受到國際政治鬥爭的滋味。這一地區是混亂的彙集之地，我發現自己處在游擊戰爭和政治暴力的外圍。我目睹人民所處的赤貧狀態，並看到現有政治權力結構對任何能夠威脅其存在的力量所採取的極端殘酷的鎮壓。在尼加拉瓜，看起來好像每個人都有槍。我認識的很多女性在她們的小包裡放著大口徑短筒手槍。只要稍有刺激，人們就會掏槍開火。在哥倫比亞，真正嚴重的政治鬥爭發生在像波哥大這樣的大城市裡，或者在群山掩蓋的叢林裡進行。我不站在任何一方，我發現政府軍和叛亂分子都令我著魔。很顯然，大山不是探險的惟一來源——高度敏感的國際政治環境提供了一種全新的、令人著迷的心靈衝動。我希望能夠更多地瞭解它，併成為其中的一部分。

在又一年的滑雪教練和嚮導工作後（我還是忍不住重新回到了大山），我最終決定要讓碩士文憑派上用途，我要去參加外交部考試。在喜馬拉雅山脈和中國與亞洲次大陸交界的地區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專業外交任務的機會。這真的是一個冒險的職業——在地球上最好的登山地區之一。也許我不必為了追求一個職業生涯而放棄我攀登的夢想，也許我可以將這兩個令人愉悅的世界結合起來。我有幸在1969年的下半年成為被選中的幾個申請者之一。

道拉基裡峰和滅頂之災

喜馬拉雅山對我來說並不陌生。1969年春季，有人邀請我擔任美國道拉基裡峰遠征隊的隊長。那次遠征一開始獲得了攀登巴基斯坦境內Malibuting峰的許可，但是在最後一刻，巴基斯坦出於政治上的原因關閉了它的山脈，同時，尼泊爾在關閉了它的山脈幾年之後又出人意料地開放了它們。（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之後，中國向尼泊爾施加了外交壓力，迫使尼泊爾將印度軍隊和其他的外國人趕出了與中國西藏交界的喜馬拉雅山邊界，這一規定包括登山者。美國登山家們又使得這一情形更加惡化，1962年，在伍德羅·威爾遜·塞爾領導下的一支小小的遠征隊秘密地越過尼泊爾邊界進入西藏，到達了接近卓奧友峰的Negojumba冰川，試圖攀登珠穆朗瑪峰的Rongbuck一端。這是一次讓人豔羨的探險，雖然它最終失敗了。不過當塞爾回到美國的時候，他寫了一本有關這次非法跨越邊境和遠征的書，這樣中國政府迫使尼泊爾向任何型別的高海拔登山者關閉屬於尼泊爾那邊的喜馬拉雅山。）

1969年我們出人意料地遇到了這樣一次在尼泊爾攀登的機會，我們將目標選擇為26810英尺的道拉基裡一峰，它是世界上超過8000米的14座山峰之一（所有這14座山峰都位於尼泊爾、中國和巴基斯坦）。

尼泊爾當時十分讓人著迷，跟如今完全不一樣。當時根本沒有什麼外國人和汽車，沒有交通堵塞，沒有衛星電話，也沒有電。空氣水晶般地清澈，狹窄的街道和市場看起來好像是完整地從中世紀的東方挪過來的。薩滿教的僧人們跳著舞並向人們提供神奇的藥劑。殘廢的乞丐，很多都有麻風病，在四處遊走，天花和脊髓灰質炎破壞了他們的面龐，使得他們身體變形。村民們用牲口在大量神像前祭祀，成群的狗在大街上游蕩，取食垃圾和糞便，夜間豹子在小鎮的郊區出沒，捕食山羊和狗。

道拉基裡峰本身是座十分難以征服的山峰，難度可以說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它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有關喜馬拉雅山脈不可預測性的教訓，也教會了我們知道如果做得太過分的話將會有多危險。我們的遠征隊一共14個人，包括兩個夏爾巴人和一個政府聯絡官員。我作為先遣隊員提前出發去準備營地帳篷，並偵察路線。我們僅用一天時間就從7000英尺高度爬到了16000英尺處，我得了肺氣腫和腦水腫，這是由於在太短的時間內爬的海拔太高，沒有留出時間來適應。我也聽說過有關高山反應的醫生警告，但是天真地以為我的身體足夠強壯，不會得這樣的毛病（我後來知道身體的強壯與否跟這個沒有關係，重要的是身體適應高海拔的能力）。我失去了知覺，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