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巨匠的一生:魯迅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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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奴性；現代知識分子即使獲得了一種新的觀念，也難以逃脫這種文化基因的影響。尤其從歐美留學歸國的大批精英人物，往往寄改革的希望於上層，前有“現代派”，後有“新月派”，小則鬧鬧彆扭，大則為虎作倀，更甚者則直接進入政府，充當權力人物。這其中，胡適稱得上是一位領袖人物。國民黨“清黨”之後的“黨化教育”以及一整套極權主義的做法，同他的一些觀念是有衝突的，為此他曾以辭去大學院委員的職務相要挾，寫信給司法院長提出抗議，並把信件傳送通訊社，還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了系列論“人權”的文章，向“黨治”提出挑戰。但是，關於這段越軌的舉動，胡適本人有自白說：“我們只有善意的期望與善意的批評”，“批評的目的是希望他自身改善。”他還寫信給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陳布雷，說為了求得“一個初步的共同認識”，必須“互相認識”。即便對黨國懷著如此的忠誠，仍然遭到政府的懲罰。中央明令###蔣夢麟簽發對胡適的“警告令”，出版《評胡適反黨義近著》，動員國民黨人批判胡適。1930年2月，###發出密令，禁止出售和銷燬《新月》雜誌，查禁胡適等著的《人權論集》，傳媒紛紛揭載有關懲治胡適的各種議案和訊息。 對於胡適們的“人權運動”，魯迅沒有直接評議。他知道，在“人權案”問題上，決不能作出使壓迫者有任何可供利用的事情；但是，為主子設想的奴才道德，是必須加以揭露的。為此，他發表了一篇《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無情地嘲笑這群“劊子手和皂隸”“揮淚以維持治安”的拙劣表演。“譬如，殺人，是不行的。但殺掉‘殺人犯’的人，雖然同是殺人，又誰能說他錯？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爺要打鬥毆犯人的屁股時，皂隸來一五一十的打，難道也算犯罪麼？新月社批評家雖然也有嘲罵，也有不滿，而獨能超然於嘲罵和不滿的罪惡之外者，我以為就是這個道理。”魯迅需要指出的是，新月派批評家所以有超然的態度，實在因為有著超然的地位所致。 這時候，魯迅大體上放過了胡適，著重批判的倒是梁實秋。這是有意味的。在《新月》的圈子裡，從事文藝批評的，幾乎只有梁實秋一人。梁實秋不但要做“好政府主義”的宣傳家，而且自告奮勇，以反對“普羅文###動”為己任。因此，當左翼文藝在重重壓迫下艱難生長的時候，對梁實秋方面加以狙擊是必要的。 1929年9月，《新月》同期發表梁實秋的兩篇論文：《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和《論魯迅先生的“硬譯”》。在強調文學的對人的全面完整的體現，藝術的相對獨立性，以及主張譯文的暢達等，不能說梁實秋的文章毫無可取之處。但是，問題在於，這些論文主旨在於否定正在興起的左翼文藝運動。頭一篇歪曲無產階級的文學理論和主張，認為無產階級文###動純屬於子虛烏有；後一篇不僅僅是翻譯的技術問題，而是借批評“晦澀”、“難懂”，而抹煞所有的無產階級文藝理論，以及翻譯實踐。&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左聯時期（3）

魯迅作了一篇長文作答，把兩個問題扭到一起，題為《“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文章強調文學的階級性，實則強調反抗壓迫的鬥爭的必要性，其中說：“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里，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飢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梁實秋的種種譏笑“多數永遠是愚蠢的”之類的貴族派頭，特別為魯迅所憎惡；他的反駁，不僅僅是理論上的，而且是一貫的平民意識的突出表現。與此同時，他又指出文學不是“只有”階級性而已，可見他對人性並不加以抹殺。在他創作的小說人物譜系中，哪怕漫畫化的阿Q，他的性格和行為，都是不可以用“階級性”作出全部的說明的。 此後，魯迅還作過兩文直接抨擊梁實秋，就是《“好政府主義”》以及《“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文章表明，像梁實秋一類人物，是為政府和上流社會服務的。因為是“走狗”，所以“馴良”；又因為馴良，所以“雅”。 從創造派到梁實秋，他們是從左到右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對無產階級文學進行曲解的。梁實秋主張文學只有普遍的人性，否定階級性；“革命文學家”則堅持文學只有階級性，否定共通的人性，兩者都一樣的“以意為之”。所以，《“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特意在“人性”的“藝術之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