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巨匠的一生:魯迅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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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國民黨政府下令上海各校禁止自由盟派人來講演，並透過巡捕房，秘密逮捕主持人。浙江省黨部得悉自由盟的情況之後，隨即呈請南京當局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等51人。起初，魯迅並不以為意，仍照常出入內山書店；後來經過許廣平和友人的再三規勸，才不能不在書店的假三層躲了起來。除了柔石，馮雪峰，郁達夫等有限的四五個朋友之外，他不敢公開寄寓的地址。每隔幾天，許廣平便抱海嬰去探望一次；偶爾外出，還有人跟蹤。這種境遇，既是禁閉，也是流亡。他寫信給章廷謙說：“半生以來，所負的全是捱罵的命運，一直聽之而已，即使反將殘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但他仍然珍惜這僅有的一點“殘剩的自由”。避難期間，他曾數次覓屋，後經內山介紹，於5月中旬進入北四川路公寓。為安全計，他只好在門上貼上寫有“內山完造”字樣的紙條。 幾乎在自由盟成立的同時，一個左翼文藝團體宣告成立。 中國共產黨為了有效地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圍剿政策，決定爭取魯迅，並且透過魯迅形成一個有影響的外圍組織。一方面，阻止黨員停止攻擊魯迅，派遣潘漢年作為###聯絡員，傳達中央有關指示，開展組織的籌備工作；另一方面，讓馮雪峰出面，說服魯迅加盟。在當前，任何反對政府的行動，都是他願意支援的，何況是青年文學團體。他表示願意接受“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名稱，以及一些他認為無礙於他單獨戰鬥的原則。他說，他不一定參加左聯的籌備小組的工作，掛名可以，但不能每次會議都參加。籌備會議公認魯迅的盟主地位，曾經考慮在組織內部給予他以類似“委員長”“主席”的“頭銜”以示尊重，他一概謝絕了。在有關發起人的名單問題上，他同這群未來的夥伴也存在著意見分岐。他提議應當加入兩個人，即郁達夫和葉聖陶；前者被勉強接受了，而後者仍然遭到拒絕。對於這種一開始就表現出來的關門主義的作法，他是不滿意的。至於參照蘇聯“拉普”和日本“納普”的宣言擬訂的綱領，大約魯迅從總體上看出了由創造派保留下來的脫離現實和惟我獨尊的傾向，也就不擬修正，只是看後緩緩說了一句話，算是表明態度：“反正這種文章我是做不出來的，就這樣罷。”&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左聯時期（2）

左聯的成立大會於3月2日在北四川路竇樂安路中華藝術大學一個教室裡召開。出席大會的一共有四五十人，主席團三人：魯迅、夏衍、錢杏；常委七人：夏衍、馮乃超、錢杏、魯迅、田漢、鄭伯奇、洪靈菲。大會決定成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國際文化研究會”、“文藝大眾化研究會”等機構，創辦聯盟機關雜誌《世界文化》，建立與各進步團體及國際左翼文藝團體的聯絡。 魯迅的發言，在精神上是對綱領持批判態度的。令創造派成員感到困惑和不滿的是，當大家一致向前看的時候，這老頭子仍然算舊賬，說了類似“前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向我進攻”的話。的確，他不怕開罪於新的戰友，認為有必要對思想鬥爭的歷史進行反思。在講話中，他特別強調作家的現實體驗和大眾意識，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把接觸實際的社會鬥爭提高到頭等重要的位置。此外，還就一些戰略性的問題，如對舊社會舊勢力的持久戰，戰線的擴大，戰士的培養，以及建立聯合戰線等，也都表示了個人的意見。 在左聯成立後不久，魯迅寫信致章廷謙，表白加入團體的想法：“梯子之論，是極確的，對於此一節，我也曾熟悉，倘使後起諸公，真能由此爬得較高，則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國之可作梯子者，其實除我之外，也無幾了。所以我十年以來，幫未名社，幫狂飈社，幫朝花社，而無不或失敗，或受欺，但願有英俊出於中國之心，終於未死，所以此次又應青年之請，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聯盟，於會場中，一覽了薈萃於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茄花色，於是不佞勢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險，但還怕他們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兩年後，還這樣說到：“到1930年，那些革命文學家支援不下去了，創、太二社的人們始改變戰略，找我及其他先前為他們所反對的作家，組織左聯……” 中共方面的某些領導人出於政治上單方面的考慮，幾乎一開始就像對待政治組織一樣對待左聯，使之秘密化，要求作家發傳單，貼標語，參加飛行###等活動，忽視了它作為文學團體的特殊性質。這樣，左聯就有了“第二黨”之稱，距魯迅加盟的初衷愈來愈遠。實際上，兩者的距離也確乎愈來愈大了。 中國傳統士人對權力有一種依附性，其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