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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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安排了兩把虎皮交椅,讓梁實秋和錢杏一個右執“新月”一個左執“太陽”,並排而坐,“勞資”媲美。《我們要批評家》也是既說成仿吾和錢杏,也說陳西瀅和梁實秋的;但批評前者更甚,指眾多掛了“革命的”的招牌的作品是“新袋子裡的酸酒,紅紙包裡的爛肉”,不但無益,而且是有害的。 7月在社會科學研究會的講演,題作《上海文藝之一瞥》,對革命文學家的批評更為直接,更不留情面。其實,他所批評的人們,此時已經成為他的盟友了,怎麼可以無顧革命隊伍內部的團結呢?怎麼總是糾纏歷史的舊賬呢?可見,他從來是看重思想和思想批判本身的。整個講演是關於上海文壇從才子佳人到流氓才子的變遷史;只“一瞥”,就閱盡了六十年風光,無論怎樣的變來變去,骨子裡一仍其舊。其中,創造社是被當作才子加流氓的典型之一來加以批判的。“才子氣”和“流氓氣”,其實是概括了國民劣根性中的兩個類別,突出地表現為逃避現實和打倒一切。魯迅舉例說,“將革命使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