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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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封禁的《語絲》已由北京遷到上海,由他擔任編輯。他仍然覺得手頭只有一份雜誌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還得有揭載譯文的場地。於是,他便同郁達夫共同主編了另一種刊物:《奔流》。實際上,整個編輯工作都壓在他一個人身上。翻譯,編輯,校對,完後還得寫編後記,還得蒐集和安排插圖。正如他所說,“因為《奔流》,終日奔得很忙”;“白天汗流,夜間蚊咬,較可忍耐的時間,都用到《奔流》上去了”。  '返回目錄'   。。
左聯時期(1)(圖)
1927年5月,魯迅隻身返京省親。 年前,他就接到“老太太的命令”,但因為陷身鬥爭,無暇他顧,再者恐怕同許廣平的關係有關,便一直拖延著。而今,“害馬”已經懷孕,他不能不把兩人同居的“秘密”向家人公開了。 在北京逗留的大半個月裡,魯迅在燕大,北大,以及兩所師範學院裡一共做了四次講演,很出了一下風頭。講演的內容有新文學問題,婦女問題,還有其他的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他講話時總是處處聯絡著個人過往的鬥爭經驗,執著於記憶中的創痛,“照例從成仿吾一直罵到徐志摩”,如他寫給許廣平的信中所說。他強調政治先行,強調改變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意義;相對於“階級鬥爭”,提出“同級鬥爭”這一特別富於民族文化內涵的概念。他的意見是,應當及早消除普遍的“互鬥”現象,致力於階級的抗爭。由於思想的魅力,他每到一處,聽眾如潮。在北大講壇,因為擁擠,他不得不透過後臺走上講壇。還有報道說,青年看到講演的海報,奔跑相告,爭先恐後,以致一度使周圍一帶的警察受驚。 魯迅先後三次前往未名社,同曾經一起戰鬥過的青年朋友晤談,又特意到西山療養院去,看望了重病中的韋素園。此外,他還訪問了幾個###裡的舊同學,得悉因有學校擬留他教書,遂使一些教員惴惴危懼的訊息。往日的北京,已經變做北平,然而,城市非但不見進步,反而日見停滯和頹廢。感慨之餘,更加堅定了他在外“漂流”的決心。 返回上海後,第一件事是同老闆李小峰打了一場版稅官司。雖然,官司以魯迅獲勝告終,但《奔流》也因此失去經濟上的給養而夭亡。由於這場官司,林語堂同魯迅在一次晚宴上起了爭執,終至友情破裂;究其實,在思想傾向上,兩個早已是分道揚鑣了。 9月,海嬰出生。從此,在精神上不免多出了一種負累。過份的關懷就是負累。雖然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也能給他帶來少有的歡愉,但是並不能減少他的隱憂;這從後來關於轉地療養的通訊,從遺囑,都可以看得出來。他對孩子的愛是感人的,《自嘲》詩裡有一聯曰:“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至今為人們所傳誦。他的《答客誚》,作為父親的自畫像,更是傳神: 無情未必真豪傑, 憐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興風狂嘯者, 回眸時看小於菟。 國民黨在形式上統一中國之後,政治控制日益嚴密。黨中央高踞於國家之上,黨政不分,從軍隊直到所有的群眾團體都成了黨的御用工具。1928年8月,蔣介石宣佈:在“全國統一”的形勢下,應進行“鞏固國家基礎”的工作,從“軍政時期”進入“訓政時期”。次年1月,國民黨中央頒佈《宣傳品審查條例》,規定凡“反對或違背本黨主義政綱政策及決議案者”,均為“反動宣傳品”,應予“查禁查封或究辦之”。3月封閉曉山書店,8月封閉創造社出版社,上海幾所學校也遭到查封。10月,國民黨政府動員全國軍政機關,一致行動,嚴密查禁進步書刊,“以遏亂源”。自由,民主和人權公然遭到踐踏,專制秩序代替戰爭和混亂。中國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 1930年2月,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在上海成立。 魯迅同青年朋友柔石一起出席自由盟的成立大會。在這個知識者群體秘密召開的會議上,他沒有正式發言。他向柔石的朋友,會議主持人馮雪峰表示說,他是不贊成這種方式的,但同意發表一個宣言。但當發起人名單正式發表的時候,他卻同郁達夫一起,成了領銜的人物了。 接著,上海又成立了20多個分會。自由盟敦請魯迅等出席系列講演活動,宣講自由的真義。他先後做過幾次講演,都是講說文藝和美學,是自由的邊緣主題,並沒有進入組織者指定的中心;然而,透過他特有的策略和方式,卻成了自由和人權的最出色的宣傳家。可是所有這些,都騙不過嗅覺發達的“文探”。他們跟蹤自由盟的活動,利用黨國的傳媒,誹謗,漫罵,無所不用其極。這些文章,最惡毒的是,強調“以黨治國”而否定自由盟存在的正當性,目的在於鼓勵當局採取鎮壓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