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巨匠的一生:魯迅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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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而藝術”之類，倘不是幼稚或淺薄，那麼簡直就是欺騙了。 談到新興的未來派藝術，他的評說也很獨特。他說，文章本來有兩種：一種是看得懂的，一種是看不懂的。不過人家歐洲是不管看得懂看不懂的——看不懂如未來派文學，雖然看不懂，卻是拼了命的。但是中國就找不出這樣的例子，老是做戲似的，常有新主義而貨色照舊。他說還有一點希望，就是：作者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又不可放的太大。譬如文學，徜寫所謂身邊小說，說苦痛呵，窮呵，我愛女人而女人不愛我呵，那是很妥當的，不會出什麼亂子。如果一說及中國社會，說及壓迫和被壓迫，就不行了。如果再遠一點，說什麼巴黎倫敦，再遠如月界，天際，可又沒有危險了。他告誡說，不要只注意近身的問題，或地球以外的問題，社會上的實際問題也要注意些才好。&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救亡與啟蒙（3）

最後一次講演，題目是《文藝與武力》。他說，凡是叫喊自由和反抗的文學，統治階級一定要用武力加以壓迫。但是無效，於是使用麻醉政策，收買一些無恥文人，用文字加以粉飾。不幸文學是社會的，不是幾個人的，這就不免仍然有不平。既然麻醉也無效，惡性迴圈，只好又訴諸武力了。他又說，言論與文學，自上古以至今日，自世界以至中國，均屈服於統治階級。所以，爭取言論自由，與努力於新文學建設，實在是文化人當前的急務。 北京、上海、南京，還有各地方的報刊，紛紛報道魯迅返回北京的情況，期間夾雜了不少流言。有說他受了不愉快的壓迫才悄然北遊的，有說他負有特殊的使命的，有說他“捲土重來”是為了做教授的，等等。然而，這些於一個戰士絲毫無損，他所關注的，惟是現實社會中的抗爭。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進攻山海關，接著進犯熱河。國民黨軍隊在熱河的20萬駐軍不戰自潰，致使關內大片土地相繼淪亡。 民族危機非但沒有緩解階級矛盾，反而給統治者造成加強控制的機會。國民黨政府除了繼續出動軍隊圍剿中央蘇區以外，仍然以通緝、綁架、囚禁、酷刑、虐殺對付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在壓制知識界中反黨治和其他反內戰的運動的同時，強化黨化教育也即奴化教育，在“訓政”的招牌下大力宣傳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對於大獨裁者來說，所謂民族主義，不過是專制主義的一種點綴品或代償品而已。 經過將近半年的醞釀和籌備工作，一個以保護及營救###以及爭取公民權利為職志的團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於12月間在上海正式宣佈成立。 孫中山的###宋慶齡，以她在國內的特殊地位、天才的組織能力和活動能力，以及業已形成的國際聲望，成為民保盟的執委會主席，蔡元培為副主席，魯迅應蔡元培邀請入盟，補選為執委。 比起左聯，民保盟是一個具有更鮮明政治色彩的組織，但它只是爭取民權，不專為一黨一派效力。既然民保盟保障的是被政府定罪的人的人權，是整個社會進化所必需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這就規定了它與專制政府處在相對立的狀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魯迅在加入左聯之後，仍然參加了民保盟。 民保盟自成立以後，積極開展各種活動。其中，如營救牛蘭夫婦，營救陳獨秀、彭述之、黃平君等###，營救羅登賢、余文化、廖承志、羅章龍、陳賡等共產黨人，營救許德珩等教授學生，抗議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顧祝同，調查南京監獄狀況，幫助國民禦侮自救會，聲援各地維護民權的鬥爭，抗議德國希特勒派###的暴行等等，在社會上產生廣泛的影響。 魯迅自始至終參加民保盟的鬥爭。對於平常的###，包括左聯的會議，他是不出席的，但是隻要接到民保盟的開會通知，一定先期而到；對於一般事務，尤其牽涉到人際關係的，他並不善處置，而民保盟分派給他的事務，卻辦得整整有條。隨著政府方面的壓力，總盟和分會的十多個執委有的轉向，有的消匿，有的敷衍應付，到5月間往德國領事館遞交抗議書時，骨幹分子已經不超過四五人。魯迅自然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 5月14日，國民黨特務綁架了丁玲和潘梓年。稍後，應修人到丁玲家聯絡工作，被特務從三層樓的視窗摔下而犧牲。 由民保盟等人發起數十名文化人共同簽名，給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司法部長羅文幹發出營救丁、潘的電報。同盟還組織了“丁潘保障委員會”，進行募捐和營救工作。文化界組織了“文化界丁潘營救會”，發表《文化界為營救丁潘宣言》，要求懲辦非法綁架的幕後策劃者。左聯發表《反對國民黨白色恐怖宣言》，對此加以揭露。國際知名人士古久烈、巴比塞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