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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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而藝術”之類,倘不是幼稚或淺薄,那麼簡直就是欺騙了。 談到新興的未來派藝術,他的評說也很獨特。他說,文章本來有兩種:一種是看得懂的,一種是看不懂的。不過人家歐洲是不管看得懂看不懂的——看不懂如未來派文學,雖然看不懂,卻是拼了命的。但是中國就找不出這樣的例子,老是做戲似的,常有新主義而貨色照舊。他說還有一點希望,就是:作者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又不可放的太大。譬如文學,徜寫所謂身邊小說,說苦痛呵,窮呵,我愛女人而女人不愛我呵,那是很妥當的,不會出什麼亂子。如果一說及中國社會,說及壓迫和被壓迫,就不行了。如果再遠一點,說什麼巴黎倫敦,再遠如月界,天際,可又沒有危險了。他告誡說,不要只注意近身的問題,或地球以外的問題,社會上的實際問題也要注意些才好。  '返回目錄'  
救亡與啟蒙(3)
最後一次講演,題目是《文藝與武力》。他說,凡是叫喊自由和反抗的文學,統治階級一定要用武力加以壓迫。但是無效,於是使用麻醉政策,收買一些無恥文人,用文字加以粉飾。不幸文學是社會的,不是幾個人的,這就不免仍然有不平。既然麻醉也無效,惡性迴圈,只好又訴諸武力了。他又說,言論與文學,自上古以至今日,自世界以至中國,均屈服於統治階級。所以,爭取言論自由,與努力於新文學建設,實在是文化人當前的急務。 北京、上海、南京,還有各地方的報刊,紛紛報道魯迅返回北京的情況,期間夾雜了不少流言。有說他受了不愉快的壓迫才悄然北遊的,有說他負有特殊的使命的,有說他“捲土重來”是為了做教授的,等等。然而,這些於一個戰士絲毫無損,他所關注的,惟是現實社會中的抗爭。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進攻山海關,接著進犯熱河。國民黨軍隊在熱河的20萬駐軍不戰自潰,致使關內大片土地相繼淪亡。 民族危機非但沒有緩解階級矛盾,反而給統治者造成加強控制的機會。國民黨政府除了繼續出動軍隊圍剿中央蘇區以外,仍然以通緝、綁架、囚禁、酷刑、虐殺對付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在壓制知識界中反黨治和其他反內戰的運動的同時,強化黨化教育也即奴化教育,在“訓政”的招牌下大力宣傳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對於大獨裁者來說,所謂民族主義,不過是專制主義的一種點綴品或代償品而已。 經過將近半年的醞釀和籌備工作,一個以保護及營救###以及爭取公民權利為職志的團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於12月間在上海正式宣佈成立。 孫中山的###宋慶齡,以她在國內的特殊地位、天才的組織能力和活動能力,以及業已形成的國際聲望,成為民保盟的執委會主席,蔡元培為副主席,魯迅應蔡元培邀請入盟,補選為執委。 比起左聯,民保盟是一個具有更鮮明政治色彩的組織,但它只是爭取民權,不專為一黨一派效力。既然民保盟保障的是被政府定罪的人的人權,是整個社會進化所必需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這就規定了它與專制政府處在相對立的狀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魯迅在加入左聯之後,仍然參加了民保盟。 民保盟自成立以後,積極開展各種活動。其中,如營救牛蘭夫婦,營救陳獨秀、彭述之、黃平君等###,營救羅登賢、余文化、廖承志、羅章龍、陳賡等共產黨人,營救許德珩等教授學生,抗議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顧祝同,調查南京監獄狀況,幫助國民禦侮自救會,聲援各地維護民權的鬥爭,抗議德國希特勒派###的暴行等等,在社會上產生廣泛的影響。 魯迅自始至終參加民保盟的鬥爭。對於平常的###,包括左聯的會議,他是不出席的,但是隻要接到民保盟的開會通知,一定先期而到;對於一般事務,尤其牽涉到人際關係的,他並不善處置,而民保盟分派給他的事務,卻辦得整整有條。隨著政府方面的壓力,總盟和分會的十多個執委有的轉向,有的消匿,有的敷衍應付,到5月間往德國領事館遞交抗議書時,骨幹分子已經不超過四五人。魯迅自然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 5月14日,國民黨特務綁架了丁玲和潘梓年。稍後,應修人到丁玲家聯絡工作,被特務從三層樓的視窗摔下而犧牲。 由民保盟等人發起數十名文化人共同簽名,給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司法部長羅文幹發出營救丁、潘的電報。同盟還組織了“丁潘保障委員會”,進行募捐和營救工作。文化界組織了“文化界丁潘營救會”,發表《文化界為營救丁潘宣言》,要求懲辦非法綁架的幕後策劃者。左聯發表《反對國民黨白色恐怖宣言》,對此加以揭露。國際知名人士古久烈、巴比塞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