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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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與仇，在生活面前，文字永遠是那樣的蒼白，我甚至開始懷疑他們用文字靠近歷史的可能性。“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想必在這一句話中一定包含了孔子許多無可名狀的無奈。事已過，人已逝，往事和故人都已經和我們漸行漸遠，一切在我們的記憶中變得遙遠、淡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悠悠歷史，繁華落盡，太息幽幽。但我同時又希望我們能從歷史中讀到些什麼，我們的民族是個太喜歡遺忘的民族，我拒絕遺忘，這也算是本書的一個小小心願吧！

2006年11月於武大楓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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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士無雙

1962年2月24日，在臺灣“中央研究院”舉行的酒會上，胡適因心臟病猝發辭世。臺灣當局為胡適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蔣介石親往弔唁，親書輓聯一副，辭曰：“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另有一輓聯，辭曰：“生為學術，死為學術，自古大儒能有幾？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至今國士已無雙！”對於胡適一生複雜的思想和經歷，此二聯是比較切合的概括。胡適是典型的關懷型知識分子，儘管他自美國歸國後，曾表示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幹政治。然而他關懷式的學者姿態，卻使他忍不住從書齋走出來。30年代周作人曾寫信給胡適，勸他潛心治學，不要做一個“好事者”，胡適在給周作人的回信中表明瞭自己的行為立場，“生平自稱為多神信徒，我的神龕裡，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教佛歡喜。一位是張江陵，取其願以其身為褥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歡喜施與。嗜好已深，明知老莊之旨亦自有道理，終不願以彼易此”。從中亦可看出胡適與周作人的精神差異，而這也決定了二人在抗戰時期的不同人生抉擇。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中日全面戰爭拉開序幕。為了獲得英美等國的支援，蔣介石想讓在英美等國有良好聲望的胡適以非正式使節的身份出訪歐美，進行國民外交。可是胡適卻情緒化地謝絕使命，他很書生氣地說：“戰爭已經很急，我不願離開南京，我願與南京共存亡。”直到學生傅斯年前來苦勸，甚至著急地哭著說：“要是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為了抗日……”胡適這才為之所動，奉命成行。1937年9月8日，胡適乘船西上漢口，途中，他用“藏暉”的化名和商人的口氣，給北京大學秘書長鄭天挺寫了一封信，隱喻託說自己將赴之使命說：“弟自愧不能有諸兄的清福，故半途出家，暫作買賣人，謀蠅頭之利，定為諸兄所笑。然寒門人口眾多，皆淪於困苦，亦實不忍坐視其凍餒，故不能不為一家餬口之計也。弟唯一希望諸兄能忍痛維持松公府內的故紙堆，維持一點研究工作，將來居者之成績，必遠過於行者，可斷言也。”就胡適個人的志趣而言，他寧願從事單純的學術研究工作，但為國為民計，他只得暫離學術。胡適此時的心理狀態他自己曾經有過流露。1938年10月31日，胡適曾將一張自己的照片送給友人陳光甫（銀行家，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創始人，時在美國負責向美借款事宜），照片後有自題詩，詩云：“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後來他在此詩後面加一短跋：“光甫同我當時都在華盛頓為國家做一點戰時的工作，那是國家最危急的時期，故有‘過河卒子’的話。”

“和比戰難百倍”（1）

對於中日之間的戰爭，胡適的態度一直比較悲觀，而他對中日局勢的看法也有一個轉變的過程：由避戰求和走向苦撐待變。在胡適看來，中日間的國力差別甚大，尤其是軍隊訓練和武器裝備等方面的優劣太過明顯，“中國軍隊完全是太古式的軍隊”，“遇著現代式的敵軍勢必如枯葉之遇勁風，朽木之遇利斧，無有不崩潰之理”；“我們陸軍的訓練和裝備均甚庶劣；既無海軍，實際上也沒有空軍；也沒有足以支援戰爭的國防工業，我們拿什麼去抗日呢”？由此思路出發，胡適認為中國應盡力“避戰求和”，走“外交路線”，“準備好了再打”。1935年7月26日，胡適致信羅隆基，提出瞭解決中日問題的方案：“我的第一方案是公開的交涉，目的在於謀得一個喘氣的時間。我的第二方案是從反面著想，另定四年的計劃。委曲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忍辱而不能得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則終不免於一戰。”胡適在給王世傑的信中也曾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今日當前大問題只有兩項：一、我們如何可以得著十年的喘息時間，我們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