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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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目於他們是模糊的，也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除了某些歷史事件中的英雄人物）。在他們看來，歷史表現為一系列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事件的鏈條，體現為一種合規律的、合目的的必然性程序。有一次我偶然向學生們提起一首有名的抗戰歌曲，學生們竟然都不知道。或許在他們看來，這些都不值一提，抗戰中值得談論的就只有政治家的縱橫捭闔和中國將士們的浴血沙場。當然我沒有責備我的學生，事實上他們所能見到的大部分的歷史都是這樣，他們對歷史有這些的理解當然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在我的中學時代，甚至是大學時代，我所看到的或者是老師所教給我的不同樣是這些東西嗎？然而，這一切卻又促使我進行思考：我們的歷史能不能有其他的寫法？可不可以存在另外一種不同的歷史？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個人的歷史中的命運，個人面對某一歷史事件的喜怒哀樂，個人被歷史所裹挾的人生軌跡等等往往被宏大的敘事所遮蔽，歷史寫作者的凸現某一歷史法則的同時往往意味著對其他許多東西的遮蔽。而在我看來，被歷史遮蔽的東西往往比它所凸現的東西要多得多。既然如此，那麼，我們便有可能也更有必要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歷史，以凸現被其他歷史寫作所遮蔽的內容。在我的印象中，宏大的歷史往往是嚴肅的、學理的，當然也是與日常生活、個人情感等相隔絕的，而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有一種更有血有肉的，關注個人在歷史中的命運和情感，關注個人日常生活內容的歷史呢？為什麼歷史寫作就不能更溫暖些、更關乎個人，更生活化呢？有很多歷史寫作者對日常生活之類的小事件往往不屑一顧，認為這些小事件在歷史中根本不值一提，對這種觀念我很是懷疑。

出於以上的思考，我並沒有打算在我的寫作中又做一個宏大的歷史敘述，或做成一個嚴謹的學術著作，如果有朋友要從這兩個方面來考量我的寫作，恐怕我會讓你很失望。我甚至也沒有打算做成一部知識分子抗戰史，我只是將抗戰作為我寫作中的一個大背景，我真正關心的是知識分子個體在這種背景下的生活、心態還有他們的選擇。換言之，我的寫作在於描述抗日戰爭全國爆發後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眾生相，在於講述中國各色知識分子面臨空前變局時的心態和選擇。在本書的寫作中，我選擇了胡適、梁漱溟、陳寅恪等十一位在當時有較大影響，在學界也很有聲譽的知識分子作為代表，講述他們在抗戰時期的生活故事，他們在民族面臨危亡的重大歷史時期的信念、情感、抗爭和困窘。在選擇人物作為我的敘述物件時，我力求避免個人視野的偏狹，儘量做到所選擇的人物涵蓋當時知識分子的各種型別，並試圖透過他們在這一時期的生活際遇、政治信念以及人生選擇所發生的重大變化，來展示風雲際會中的中國知識分子豐富多彩而又引人深思的生活圖景。對於筆下的人物，我並不強調他們在民族面臨危亡時的壯懷激烈和熱血沸騰，也並不一味強調他們的政治表現，我只是把他們當成生活中的一個個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忠實地記錄他們置身於那樣一個時代的生活細節，講述他們在一個非常時期的喜怒哀樂，展示他們精神和心理層面上的矛盾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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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2）

在寫作中，我以敘述為主，夾以議論，並儘量避免文字的僵硬和學理，追求文字的通俗和生動，注重可讀性。我刻意拋開了宏大歷史敘事常見的學術化和客觀性，我不是一個單純的歷史的“旁觀者”，我真誠地將我自己的情感投入到我筆下的人物之中，讓我自己與他們一起悲哀，一起歡樂，真誠地理解著他們的矛盾和困惑。在時間限定上，本文主要敘述的是知識分子在抗戰時期的生活，但並不嚴格，偶爾也做一些向前追溯、向後勾連的工作。請注意，我的寫作重視可讀性，但絕對不等於“野史”或“傳奇”，對時下盛行的“戲說”之風和種種的“故事新編”，我並不認可。在寫作中，我力求做到可讀性和嚴謹性並重，不獵奇，不虛飾，有血性，見性情。我不是歷史的審判者，而只是一個老老實實的歷史的敘述者，力求做到言必有據，以史料為基礎，既要做到敘述的嚴謹和豐富，又要做到不板著面孔說教。說真話，說自己的話，不自欺，更不欺世。

在寫作中我時常被我筆下的那些人所感動著，他們在那段時間裡的生活不斷撥動著我的情愫，或歡樂、或悲哀、或同情、或疑惑……當我獨坐在寂靜的夜，他們的影子便不期而至，他們或深邃、或淺白、或激越、來平淡、或持重、或狷狂，是那樣的鮮活。有時我很懷疑語言的力量，語言似乎永遠無法真正敘述出一個人內心的愛與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