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大銀行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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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體貼，仍如醫生一般（先生和師母已在1993年、1994年相繼過世）。幸好那碗熱騰騰的薑湯，我沒有被寒氣擊倒。想起當年在火車東站，又說好話，又求人，又動手搬箱，天不怕地不怕地將二十多個大紙箱子快速地過秤，怕人不接我的貨，因為過了今天，就要等上三天，我當時汗也累出來急出來了，一個箱子沒抓緊，掉地上砸了我的腳，我也顧不上痛。等送完箱子晚上回家脫鞋一看，大腳趾全紅腫脫皮不說，那血流得我滿腳趾頭都是，又全乾掉了！

我第四次搬家是從中國搬到美國，這可是一次遠行。從南開搬到北大的二十多個紙箱子，有一半多還堆在我的單人床下，沒開過封。把它們託運回成都，那是肯定的，但這麼多箱子託運回成都，成都的家有地方裝嗎？我的大表哥自殺後，他的書本，已經裝滿了我的養父（我稱大舅父）的櫃子；我幾年前從吉林大學寄回去的幾個箱子，將大舅父的小屋擠得水洩不通。我看著一屋子的箱子、盒子，頭也大了，眼也直了。我終於做出決定：燒三分之一，賣三分之一，寄回成都三分之一。

搬家的那天是1985年7月23日。7月22日學生考完試，23日學校放假，同時畢業生也畢業，我將於26日去美國，時間很緊。我一共教了數理化三個班。三個班的一大群學生，一早就來幫我搬家。一部分同學將我整理出來去賣的書本子和去燒的東西，全拉到只有他們才知道的廢品回收處；另一部分同學，則幫我將七八個紙箱子裝到學校借來的一輛小貨輪上，代我送去北京火車站來學校的代辦處。人多，家一會兒就搬完了，然後我們坐在搬空了的紅二樓靠水池的我那間原本十分溫馨的小屋裡，吃學生帶來的小西瓜。學生十分舍我不得，相處一學期，我教了他們不少英文，讀的，說的，唱的。我們在北大辦的“英語俱樂部”，每週六晚上，我請上勺園的外國留學生，給來俱樂部的學生輪番講英語故事，讀英語詩，彈吉他，然後自由對話。兩個小時的活動最後變成五個小時，從最初的三十多人到後來二百多人，黑壓壓地站滿、坐滿學三食堂――英語俱樂部的所在地。那天，我和我的學生唱了很多歌，最後一首歌是大家唱的：《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鄉村之路，帶我回家）》，那是美國當年最流行的歌手丹佛的成名歌。他的這首歌，使他的家鄉西佛吉尼亞，從世界版圖上躍出，為世人矚目。

我第五次搬家，是1992年從美國的聖路易市搬到東部的波士頓，那是博士學業完成後，去波士頓與丈夫團聚。丈夫最初也在華盛頓大學唸書，後到位於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讀書，然後在波士頓128高科技圈洲際公路旁的波士頓電腦公司工作，我於是北上，帶著一大卡車書和傢俱――這些傢俱要麼是朋友給的，或是從舊貨店買的，或是拾荒來的，在波士頓求職安家。（其實，從1985年到1992年這七年在華盛頓大學求學和教書期間，我常往來於聖路易市和波士頓兩地，我對波士頓並不陌生。）波士頓才是第一個屬於我自己的家：女兒在波士頓哈佛大學婦產科醫院出生，丈夫在波士頓，我在波士頓找到進入美國主流社會的工作。這份工作是我翻了一週的報紙，手指也翻黑了，而且還經過了七次面試才得到的。我沒有商學院學位，沒有銀行工作經驗，沒有香港客戶源，更不是哪位世界級富豪的女兒，舒利文（Sullivan）這家美國金融企業與華爾街人力資源諮詢公司，能在美國經濟的冰點期――1992年，在拒絕了一百多名面試者後最終決定僱用我，現在想來，也還是奇蹟。我在這家公司一干就是十年，直到今年夏天，因我那曼哈頓世界貿易大樓一號樓79樓層的辦公室隨9&#12539；11大樓被撞而消失，我再無法面對那一片心痛。後在銀行客戶的鼓勵下；我終於決定在新澤西州創立自己的人力資源諮詢公司，為中美跨國銀行提供“重量級”的將才服務。

如果不是因為1995年我在華爾街繁忙的工作，和每週、有時每天乘“班機”從波士頓低空飛行四十五分鐘去紐約上班，而吵著要搬到紐約去開拓公司在華爾街的業務，我和丈夫也許就會相對永遠地呆在波士頓了，丈夫也許就會在波士頓電腦公司渡過一生，而不會進入華爾街從事風險控制的工作。但是，喜歡往前走的我，迫使他也改變了生活旅程。

我的七次搬家故事3

我的第六次搬家是在1996年初，我終於說服丈夫，自個兒先從波士頓搬去紐約，替我所在的波士頓總公司開闢紐約業務。做華爾街業務不去紐約不行，而每天或每星期往返紐約也跑不起，太耗公司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