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大銀行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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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的中國，給了我不服輸的心氣。在我以後在美國求學求職求生的路上；靠著我的心氣，靠著我的硬骨頭，靠著我的平常心態和吃苦精神，愉快地實現我一個個的夢想：文學博士，華爾街的高薪工作，幸福的家庭，全世界眾多的朋友……

離開成都的老家，是我邁向自己生活目標的第一步，是我生活中的第一個轉折點。

我第二次搬家是從吉林大學畢業後，到天津南開大學讀研究生。那是1981年12月底，因為學習成績好，大學時我跳級一年，與1977級的學生一塊兒在1981年年底、1982年初畢業。當我終於裝好自己七個紙箱子的書，在刺骨的寒風中排著長隊，和畢業班的同學一塊兒，在灰色的宿舍樓前等著長春火車站服務部的同志，辦收我們的托執行李，那已是1982年的1月7號。我用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來挑選該扔該留的東西，該運到南開的書和運回成都老家的作業本子。沒想到我居然有四十多本作業本，密密麻麻地寫滿讀書心得，讀書評論，還有充滿各種情調的小詩、散文和大堆沒有成文的“迷惘的一代”和《荒原》的翻譯稿件，我扔也不是，留也不是，一個星期，就在讀這些“大學心得”中很快過去。最後，我將它們連同所有的書，英文的，中文的，馬列的，古典的，現代派的，一古腦兒運回成都的家中。我到南開報到時，只帶了一個手提袋，裡面簡單地裝著我用了三年多的一本英漢字典――這本翻破了的字典，如今放在美國東部我五百平方米的家裡，擱在地下室壁櫥的中央，和我一路得來的獎狀呆一塊兒，有時，在燭光中，還能看見油膩的黑封面上我的千萬個指印。

除了字典，我還帶了一條長長的綠色全鴨絨圍巾。這條圍巾是我離開成都時，家裡的親屬們湊錢買給我的上大學禮物，花了十四元。1978年的十四元，是很大一個數。那厚圍巾勝過大棉襖，是我大學期間的“最愛”。每個冬天的星期六，在學校浴池洗完澡，用大圍巾裹上我溼溼的頭髮，我的長髮就不會在去宿舍或教室的路上，結上冰，凍成繩。人們不知，那圍巾曾救過我的腦袋。我最初不知東北寒冷的厲害，每當從宿舍望出去，東北的冬天，天空總是那樣的藍，那樣的陽光燦爛，耀得我眼也睜不開。加之宿舍暖氣燒得像夏天，於是出門時，總是忘記多穿衣服和戴圍巾。衣服穿少了，沒關係，兩分鐘就跑進教室；但沒戴圍巾，可是要了我的命，我最初還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的前額頭痛得要裂開，在床上打滾，同學用我的大毛圍巾裹住我的頭和脖頸，將我送到校醫室時，頭就不痛了。可剛把圍巾取下，頭就開始痛。我方才明白：我的頭臉，也需要“穿衣保暖”。我的第二次搬家，把大學留給過去，把知識留在腦裡，把溫情留在心裡和手提袋裡，然後輕鬆地去“學海撐船”。

我的七次搬家故事2

我第三次搬家是從南開大學畢業後到北京大學任教。這一次，我是決定將我“南開的家”永遠地搬到北京，因為對於我來說，北京大學應該是我人生旅程的終點站，暗地裡我十分自豪我的名字將能與在北京大學英文系任過教的許多老前輩連在一起：蔡元培，朱光潛，李賦寧，楊周翰……可我怎麼也沒料到，到北大僅僅五個月，我會在北大校園未名湖邊晨跑時；意外地遇到美國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文學院前院長Prof。Guidoweiss。他和我交談二十分鐘後對我說：“你應該去美國深造。讓我來幫助你。”雖然根據北大當時的規定我要工作兩年後才能出國，但文學院難得的獎學金使北京大學也慨然同意我出國，還發給我制裝費，辦好出國的一切手續，買了中國民航飛紐約的機票（從紐約到聖路易，乘的是美國國內TWA的商務艙，也是北大出資），由系主任胡壯磷親自送我上飛機。我去了美國，因各種原因，不想一呆就是十七年！

飛美國之前，我又得搬家。但在1984年12月30日那天，我的視線中暫時是沒有美國的。我的志向是中國的文學批評。因我決意要在北京大學度過我1985年的第一天，開始我新的生活，所以儘管12月30日那天，北風呼嘯，雪花大如鵝毛，我是決心不改，一早在學校人事處王老師的幫助下，找到一輛半舊三輪貨車，去到天津火車東站貨運站，把二十多個紙箱子送上火車。我的研究生導師李宜燮教授和他夫人在南開大學校門口，碰見從火車站回來凍得口鼻發青的我，將我帶回他們家。李師母替我熬了一大碗薑湯，讓我趁熱喝。師母原本是北京協和醫院的醫生，因五十年代初院系調整，李教授從北大調到南開，師母也就隨著先生去了天津，雖然不再做醫生，但待人的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