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大銀行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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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我們的業務因涉及形象，還得住五星級大飯店，每晚三百美元，還得在高檔飯店請客用餐，而客戶又都喜歡喝好酒，酒喝起來加上話又投機，很貴。這樣一趟紐約跑下來，至少三千美元，一年下來開銷很大。如果開一個辦公室，要節省得多，但由於我給公司賺錢多；客戶源大，大老闆一點不在意；還一個勁鼓勵我該用就用，可一生節儉的我倒有些在意，為什麼要浪費資金呢？何況我讀書時，儘管有全額獎學金，但生下一個孩子後，丈夫又不在身邊，真讓我吃夠了沒錢的苦，每次去銀行取錢，都要想半天。人的習慣難改，何況，如果公司在紐約有一個辦公室，於我們、於顧客都方便。我於是孤膽去了紐約，為公司在紐約“另起爐灶”，使我們公司在世貿大樓一號樓的79樓層有了新家。好在我的丈夫總是能理解我，在1996年年底終於同意搬來紐約，去到華爾街任職。

從波士頓到紐約的這次搬家，是第一次“帶傢俱搬遷”。丈夫在離開波士頓的那個感恩節早上，把我們的傢俱由搬家公司搬到紐約，然後將我們兩千英尺的複合式兩層樓公寓，打掃得乾乾淨淨，把房子的鑰匙交給樓下的曼莉倫――我們女兒小時，她替我們照看女兒。我們搬走後，就把房子比市價低百分之三十租給了她。

五年後的2001年夏天，曼莉倫終於存下足夠的錢，買了自己的房，於是我們把在美國我們所擁有的第一個房子賣掉。但我們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把賣房子賺到的十萬美元，立即買進了風險最大、回報看來應該最高的高科技股。我們當時想，股票市場從2000年4月中旬的5000點跌到2001年6月的2600點，還會繼續跌嗎？可是，到2002年12月，股市已一路跌到1400點。人算不如天算，這十萬美元的高科技股票，像思科（Cisco），Sun，郎訓（Lucent），今天只值一萬八千元。

不過，不該我們得的，就不該我們得，股票市場是再不敢去了。為了將來的回報，輸去今天的穩定，太不應該。

但我們仍然很愛紐約――這是一個對全世界敞開胸懷的城市。由於這座城市和這座城市賦予我們的一切生機，我終於沒能在1999年離開美國回北大任教，再次放棄了北大校園和校園裡百年老樹旁那繞房而飛的灰喜鵲，這也許將是我一生的遺憾？但我已“身不由己”，有家的人，得考慮家的利益。一位我尊敬的老者勸我說，過日子也不用過得太滿，留點遺憾也沒有什麼不好。再有，北京大學出版社已在2000年為我出版了博士畢業論文《紅樓夢：愛的寓言》――有兩年，我天天從睡眠中抽出時間來，將這非常複雜的英文論文翻譯成中文，這篇論文的出版，減輕了我心上不能返回校園的歉然。

最後一次搬家，也是第七次搬家，是從曼哈頓搬到新澤西州。這次搬家與以往搬家的根本不同，是從城裡搬到了城郊，先從公寓搬到公寓，愛上新州後，又賣掉公寓，搬進一個獨立磚房。這磚房很大，有五百平方米，兩個車庫和半英畝地的花園和樹林。我們一家三口，是怎麼也用不完這些地方的了。朋友都說；新澤西的家是我和丈夫永遠的家了，不要再搬，儘管地稅很重，每年要付出一萬三千美元，但朋友都說在這世界上，還只有在美國這地大相應人還不太多的地方，能住上這麼大的房子而不用付資千萬。我想，他們是對的。現在，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創作室”，或用我的朋友、北大出版社張副總編的話來講，我有了一個“會館”。他在2002年夏天因出版事宜，從北京來過我家，他希望我不僅僅是在世界的各大機場候機室――我以前的作品，全是出差時候在機場逗留時寫成――而且能在自己的家裡，在這“會館”裡，喝著清茶，寫出百萬字的好書。我答應他，同時也答應中國出版界對我抱有極大期望的朋友們：凡是針對今天中國與西方接軌的有可讀性的作品，能幫助中國人更深一層地瞭解外國，外國人能少帶偏見地去真正瞭解中國的書，凡是能打動我心的書，我都願寫，邊寫邊工作，讓生活充實，讓情感更新，讓我的筆將那精彩的人生和豐富的職場經驗，帶給更多的朋友，帶給那些求職途中困惑的青年或職場上功成名就的壯士……

後記

2000年，我的自傳體小說《中國；我心臟跳動的地方》出版以後，從不同渠道傳來了讀者為該書的深情所感動的資訊。一歲就失去母親的我，在中國的童年和青少年經歷，往往能引起同代人的共鳴。在那本書中，我將自己毫無遮攔地呈現在我的親朋好友和陌生人面前，只希望我的真情，我的心跳，能激發和帶動同樣的真情，同樣的心跳；希望優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