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論戰全過程: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

第5部分 (第3/4頁)

於現代戰爭是帝國主義制度的產物的原理已經改變。“以美國新總統為首的政治集團”已經“同意放棄帝國主義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好戰的只是美國的參謀部和具有法西斯傾向的組織那樣的“極端派”，而這些極端派已經由於“帝國主義集團內部的分歧”而很容易地被“孤立”起來。他們提出的“結構改革論”，強調“武裝起義和內戰必須視為災難而加以防止”，無產階級專政的“含義”已經改變，“奪取政權的思想是庸俗的”，在壟斷資本主義統治下，只要擴大*，實行國家資本主義，透過大企業國有化和經濟計劃化，對壟斷資本的經濟和政治結構進行逐步的改革，就可導致國家和社會制度的“質變”，從而循序漸進地和平地進入社會主義。他們宣稱他們不是單純依靠“議會道路”，而是主張黨要進行群眾工作，寄希望於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進行“成功的干預”，迫使壟斷資本集團把經濟與政治職能“移交給國家”，從而實現“全民對國家的領導”。陶里亞蒂說，他們這條道路是“作為當前情況下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的世界戰略的一個原則”而提出的，適用於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而社會主義國家也要用“一般*”來補充無產階級專政，使之成為“全民國家”。意共另一位領導人聲稱“*的*主義是多麼不同於列寧的列寧主義”，意在否定列寧主義，否定無產階級專政。

陶里亞蒂是一位在國際共運中頗有影響的人物［注］，他又一向標榜“多中心論”，但在某些重大問題上的觀點同蘇共領導在二十大以來宣揚的觀點是互相呼應的。為此，中央決定要準備一篇“駁陶里亞蒂”的文章，對他提出的一整套我們認為違背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論點給予批評，特別是對我黨立場觀點的歪曲與攻擊要給予澄清和回答。［筆者按：現在看來，不能說陶里亞蒂的一整套論點全是錯的，其中有些論點包涵著正確的和合理的成分，而與蘇共某些教條化了的理論與實踐存在差異。例如，針對斯大林提出存在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理論，陶里亞蒂主張實現“統一的世界市場”；針對蘇聯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缺乏*與法制，陶里亞蒂主張應用“一般*”來加以補充，這一觀點同他認為個人崇拜現象同蘇聯體制有關的看法也是一致的。此外，他主張“多中心論”，也是有道理的。當時，按中央的部署，打算首先選幾個跟著赫魯曉夫指揮棒打轉的追隨者與之交鋒，但現在看來，陶里亞蒂同那些蘇共領導的追隨者是有區別的。］

“前七篇”的起草經過（4）

為了起草這篇“駁陶里亞蒂”的文稿，8號樓工作人員閱讀和研究了陶里亞蒂的有關言論和意共中央決議以及義大利和西歐工人運動的大量資料，於1962年12月12日擬了一個初稿。12月16日晨在吳冷西主持下進行討論修改，下午陳伯達參加進來，在陳的主持下又修改了一個稿子。這次的主要修改如下：（1）初稿標題為“陶里亞蒂往何處去”，陳伯達認為還不夠勁兒，改為“陶里亞蒂的墮落”。（2）初稿第三段提到“意共具有光榮的戰鬥歷史，我們對意共同志和義大利人民一向懷有敬意，令人惋惜的是，近幾年陶里亞蒂及意共領導有許多奇怪的理論和實踐，說明他們離開馬列主義越來越遠了。”討論中把意共“有許多奇怪的理論與實踐”這個短句中的“實踐”二字刪去。因為考慮到意共日常進行的實踐活動（包括議會活動和群眾工作）不能說全是錯誤的，錯誤在於他們企圖從理論上論證只要透過這類活動，不需要在條件成熟時取得政權，就可以逐漸進入社會主義。（3）在南斯拉夫問題上，陶里亞蒂一方面同意莫斯科宣告譴責南共領導是現代修正主義者，一方面否認資本主義已在南復辟。我們囿於當時對這個問題的成見，在初稿中駁斥了陶里亞蒂的看法，陳伯達在修改時又加上了兩個他自己發明的新概念：一說南斯拉夫把工廠交給“生產者集體”不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而是一種“特殊的官僚主義所有制”；一說南斯拉夫國家性質已經改變，成為“資本主義型別的國家”。

12月17日，*主持書記處會議，對12月16日送審稿進行討論修改。小平同志通常的工作方式是：如果他認為稿子已基本成熟，就讓起草者在會上一段一段地宣讀，他和其他中央同志有什麼意見當即提出，由起草者在行文上加以落實，接著再讀一段，這樣把全篇修改一道，就讓我們帶回去發排；如果他認為稿子還很不成熟，同中央要求有較大差距，他就讓大家先議論一下，對這個稿子總體上有何看法，有何修改的方案。在這種情況下，小平同志就不要起草者在會上一段段宣讀，他也不提具體修改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