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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
儘管孔子稱自己是殷人,祖上做過高官,有貴族的血統,但他的政治思想卻將周代政治奉為典範,所提及的制度都是周朝的政制,殷商時代的倒很少。當然,周朝肯定因襲了殷商的制度。其實,孔子的政制主張比較守舊,――有可能是真的想不出別的好手段,或者說他不敢太冒進――當時並不被人看重,漢武帝以後倒是容易被歷代專制帝王所借用。
孔子所處的時代,封土建國制度和宗法社會已經崩潰,天下諸侯縱橫。孔子主張“正名”,仍然是按照周代的制度來設計的,就是要釐清君臣上下之間的各自的名分,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大概是指君臣父子只有名正言順才能各據其位各謀其政。如此一來,社會秩序就會井井有條,百廢可舉,萬民相安。不過,孔子的“正名”之說與“正衣冠”幾乎是同一個道理,勇猛的子路本來對這一套是滿不在乎的,向孔子發問之後還受了一點奚落,孔子一些薰陶之後他倒很在意起來,在去救他的東家的時候就是因為這偶爾一閃念而失了手,被亂臣賊子群起剁為肉醬的。可見,正名這一行徑多少還有點迂腐。
孔子依據的是盛周時代的制度,他提出來的朝廷策略還是相當的籠統,譬如文武之政是“憲章文武”;總的制度是周朝的典章,歸結到一點就是“禮”,禮就是一個社會的全部制度。所謂“周禮”,不僅僅是一個人一生的冠婚喪祭儀式,而是社會的全部制度,也就是“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他認為,如此方可使士大夫返回公堂,恭敬守禮;而諸侯各國才能聽命於天子,不敢越俎代庖,犯上作亂。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二、孔子:仁學招牌的雜貨鋪(3)
儒本來就是以司禮為專業的,職務是主持禮儀。孔子熟諳官家史書,當然深知這一道理。不過,孔子做官的時間不長,所以想象不出更多的禮儀,只能這樣說說,發端於禮,終止於禮。如果一個人“不學禮,無以立”,推而廣之就是:“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信: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這顯然有閉門造車的嫌疑。然而,後世孔門中人將“禮”視為社會秩序或國家管理制度,恐怕就是源自於此。從最初婚喪嫁娶、祭祀天地鬼神的禮儀擴散成為全體人民必須遵守的社會秩序,千百年來儒家思想家國一體,治國之道拘禁如此,也堪稱奇蹟。
現代人世面見得多了,如果要反駁孔夫子的這番言論也並不難。毛澤東曾經在他的書信中提到,孔子的“正名”之說,最好應該在“名不正”之前加上“實不明則名不正”。否則無論如何正名都會有名不副實的空子可鑽,因為各種巧立名目、有名無實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仁字當頭的狗皮膏藥
孔子眼中的“仁”他自己都無法定義,經常東拉西扯,表面上看似乎是“仁”,實際上常常與其他東西相互牽扯。仁的內容從孔子口中說出來的已經相當龐雜,而且幾乎每一次都不一樣,微言大義,可能還相互矛盾。不過,需要自圓其說實際上也不難,後世的儒生也紛紛幫孔子打圓場。從政治思想方面來說,“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像學者們分析的那樣,是始於主觀情感終於客觀行動的。由近及遠,推己及人,在家當孝子和上朝做忠臣是一個道理。孝敬父母的話就會服從領導,服從領導就不會犯上,不會犯上就不會作亂,不會作亂那天下就太平了。所以,孝悌不僅僅是立身之本,而且還是立國之本。
“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從個人修養來說,仁可以說是私人道德;就國家層面而言,仁又是社會倫理與政治原則。亦即道德、人倫、政治都可以集於一個“仁”字,三者也可熔於一爐。看起來,仁學就是孔夫子開出的一劑靈丹妙藥,幾乎可以包治百病。所以,孔子的仁學能夠使家事與國政一致,暗合了每一個專制君王心目中的家國體制。
從《周書》、《周禮》等典籍來看,周代人比較注重的而且擅長的就是官制、禮樂、刑法、農業、教育等制度。封建天下到了周代已經相當圓熟,典章文物琳琅滿目,與其前朝殷商時代判若雲泥。實際上,夏商前期,記載闕如,只是傳說其政治崇尚寬簡,而孔子從中提煉闡發出仁愛原則,又合乎周代之禮,所有政治思想皆可納入其中,可見“仁學”是孔子的獨創,繁盛於孔門之後推衍天下。
仁學治國,君子教化
孔子的治國之術,蕭公權先生將其概括為三方面:一是養;二是教;三是治。
養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