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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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有一套治國施政的理念，而且特別不想甘居平民，混同於一般的市井小民，想以道德學問取得晉身之階。所以他對仕進致用之術下過一番苦功，事事不恥下問。實際上，孔子的這一套就像現在的管理諮詢公司提供的業務那樣，可以幫助王權提升政府機構的管理水平；只不過自己並不是收點諮詢費就算了，而是想謀得一官半職。

孔子既然標榜自己是殷商的後代，想必也是一種拉大旗做虎皮的託詞。商周時代以來官府就有的史官文化傳統，到了春秋戰國已經無人維繫，散落到了民間，――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飽讀史書而又不恥下問的孔子在這樣的時代風氣下如魚得水，開創了民間辦學的先聲，將先前官家一手把持的王學轉變成了私學，傳授給弟子們的都是一些君子必備的禮儀。既然周代王朝已經分崩離析，現成的規矩又無從說起，那周代的王室禮儀就成了孔子佈道的教材範本了。

按照儒家自己的說法，當時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儒家立論之初似乎就有了禁錮思想的先天基因。當年周公所制定而推崇的周禮，除了魯國，恐怕就沒有多少諸侯小國真正懂得它的玄妙了。不過，恰恰因為各國都有各自的文化、風俗、傳統、語言和文字，才會有春秋戰國時代思想上的百家爭鳴。現在看來，禮崩樂壞不僅不是壞事，反而是好事。諸子百家之中，儒家主張復古，推崇周禮，認為周初才是人類最美好的時光。孔子力圖抬高周禮的身價與影響，正是儒家思想的最好寫照。

儒家一心要推崇周禮。公元前500年，齊魯兩國有過一次“夾谷之會”，孔子剛剛做官不久，以大司寇的身份列席雙方的禮節。齊國表演的是膠東半島部落的土著舞，孔子指責說齊國不該讓野蠻人表演，而應該使用傳統的周代宮廷舞。齊國人自知理虧，立刻演出傳統的宮廷舞，不過卻是宮廷中平時演出的輕鬆喜劇。被孔子一聲斷喝，認為“匹夫戲諸侯者，罪當死！”讓魯國的衛士把那些無辜的男女演員趕下了臺，砍去手腳。與魯國不相上下的齊國不僅接受了孔子的羞辱，還割地給魯國。以孔子為始祖的儒家自恃秉承周禮，當然看不慣諸侯各國的自由發揮，其政治思想也是如此。

二、孔子：仁學招牌的雜貨鋪（2）

周禮是封建等級制度和宗親禮法的一種形式。春秋以後，王室衰微，諸侯爭雄，車未同軌，書不同文，各地方言互不相通。供奉周室，共尊周禮，就成了諸侯各國之間的共識和規矩，藉此互相認同，否則整個周朝還能以什麼統領天下？“禮者，政之本也。”――儒家最注重這套禮節，並以此睥睨諸子百家，認為等級和禮法是任何時代都必需的，而儒家能提供最豐富、最全面、既有歷史文化基礎又有民眾尊信的禮儀，所以被漢武帝以及後世的專制王朝採納，這大概不是歷史偶然的選擇。尤其是一個專制政權落定之後，上下就有了等級，賓主也有尊卑之分，所以，儒家是最好的選擇。

自孔子以降，真正還想以周禮為行事準則和治國之道的大概也就是王莽一人。王莽是正統儒生，大學者。不過，王莽這樣的復辟沒有搞成，在後世儒者的眼中也成了絕頂的反面人物，甚至是笑料。從政治思想的核心與精神來說，周禮是封建時代祭拜天地、敬事鬼神的把戲，而秦漢以後的歷代王朝都是專制的；封建的精神是橫向的，幾乎就是平等的，封土建侯是分權的，而君主專制的精神是由上而下縱向的，是集權的，一切號令統統歸於君主。推崇周禮本身是一個復古的舉動，復古本身就意味著思想禁錮。儒家對於異見一貫都是排斥的。如果後世王朝只能將一個三千年前的所謂禮法一代代地重複下去，那歷史豈不是在倒退？

幸好官學式微，孔子借私學傳授之便，將自己的治國理想灌注於其中，盡情闡發。當時官府的史書文獻流落到了社會，成為大家的共同文化，這就是所謂的“六經異傳”（六經缺樂，也就是五經），孔門又是第一傢俬學，編纂刪改“五經”就成了儒家的一家專利和獨門秘籍――這也像中世紀的基督教教會――藉此闡發孔子的政治思想，儒學與經學合二為一塑造了後世兩千多年的基本文化風貌。《易經》、《春秋》、《詩經》、《書經》、《禮經》就是人們所熟知的“詩、書、禮、易、春秋”五種。值得一提的是，孔子修訂《詩經》時，純粹按他個人的取捨標準，只儲存了他自己認為有價值、“思無邪”、有標本意義的三百首，其他的統統都被拋棄——這可能是中國上古文化最大的損失。

君臣父子，名正言順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