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第2部分 (第2/4頁)

無道”之時，列國侵奪篡殺，貴族驕奢淫逸，苛政甚於猛虎，法令多如牛毛……老子深信世亂的根本，不在乎制度的好壞，而且制度本身“不足為治”。老莊的政治思想看似消極，其“無為”的政治哲學是懷疑政治的效用，肯定個人的價值，與人治、法治兩派勢不兩立。“治大國若烹小鮮”，老莊崇尚清簡之政治，譏斥仁義，厭棄法令，去智寡慾，不尚賢能，秉承自然無為的政治理想。

儒墨道法四家的政治思想，其傳播的範圍各有大小，後世所獲得的尊崇地位也有云泥之別，而且在中國歷史上曾經交替出現，此消彼長。相互之間也各有滲透。總的說來，儒家思想最初還只是靠邊站的角色而已，法家可資霸業，道家惠澤民生，先後被各國君主採納，而儒家到了漢武帝時代才被董仲舒極力舉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有了第一次復興，奉為正統只是為了統一天下讀書人的思想；後來又在宋朝再次復興，綿延至明清兩朝，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中被圍剿一時，聲勢漸衰；上世紀40年代重慶國民政府倡導尊孔讀經；上世紀70年代“批林批孔”，今日國學翻身之際再度揚眉吐氣。

儒家推崇的是賢人政治，或者說是君子政治，看重的是個人的德行，要的是國家的道德榜樣，所以像顏回、公冶長以及南宮适那樣亦步亦趨、謹小慎微、少言寡語、貌似老實巴交而且深諳“溫良恭謹讓”的道德先生都可以得到孔子的口頭褒獎，這和當代所提倡的“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一樣，希望以此表率重塑社會，宣揚的就是一種教化功能。

柏拉圖：精英治國

與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幾乎同時交相輝映的則是古希臘時代。古希臘之前，克里特文化與邁錫尼文化在多利安人的入侵之下衰亡了數百年，文字記載突然中斷，文化也為之倒退，沉入了一個黑暗時代。因為缺乏文字記錄，也沒有遺存下來的實物，後世的人們只能從《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部口耳相傳或者虛構的史詩來推斷其間的社會狀態。――這有點類似中國的“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味道。毫無疑問，神話以及口頭傳說同樣充斥在當時古希臘人的周圍。

公元前800年，原本氏族或部落的村社所形成的城鎮此時逐漸成了城邦，而且遍及了希臘全境。與此同時，貿易突然復興（史學家也沒有弄清其中的原因），希臘文字的發明使文字記錄得以流傳。當尚武的斯巴達人征服鄰近的地區之後仍然保留著兩位世襲國王――戰爭時則推選其中一名率軍作戰，平時則依靠長老會議、公民大會和監察官三大機構決策所有的事務――只對斯巴達公民實行直接民主而提防廣大屬民之時，主宰雅典的世襲貴族已經因為一個名叫梭倫的商人產生了新的民主原則，富人成了治理城邦的主角，而窮人也有了一定的否決權。

不過，梭倫的改革沒能完全安撫世襲貴族和貧民階層，雅典的民主被專制權力奪去，直到貴族克里斯梯尼聯合貧民階層打敗了所有的對手為止。此舉在雅典催生了一個依地區而非氏族部落選舉執政官的制度，改善之後最高權力歸全體男性公民大會，而所有約佔四分之三的婦女、外邦人和奴隸仍然排除在外。――連希臘哲人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也覺得這種民主就等同於烏合之眾。

雅典與斯巴達之間因為伯羅奔尼撒戰爭而混戰了一場。之後，斯巴達在整個希臘建立了霸權專制。此後，幾個城邦之間戰爭不斷。到了公元前371…338年，希臘的所有城邦在軍事和政治上均告衰落。實際上，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社會道德普遍墮落，城邦制度的弊端也暴露得相當徹底，比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小82歲的蘇格拉底（前469年…前399年）覺得自己就應該像一隻牛虻那樣，毫不客氣地針砭城邦之弊，擔負起教化民眾、改善他們靈魂的使命。不過，蘇格拉底並沒有著書立說，也沒有留下什麼可資宣揚的東西，倒是可以從他最卓越的弟子柏拉圖那本西方最早的政治學著作《理想國》裡看到一些影子，譬如道德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家首要的任務就是改善公民的靈魂，使他們有知識和教養，追求善；甚至同樣也主張賢人政治或專家政治。　。。

一、儒家：教化為上（4）

蘇格拉底出生於雅典工匠家庭，母親是助產婆。因為家裡有較為充裕的收入而不必為生計去教書，一生參加過兩三次戰役，也抽籤擔任過雅典議事會的成員。平時多半喜歡在大街上、鬧市中以及朋友圈裡侃侃而談，話題頗多，也喜歡對雅典的政治弊端發發牢騷。伯羅奔尼撒戰爭後，戰敗了的雅典緊接著又陷入了內訌，民主派別的執政者挾私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