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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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他對城邦有威脅，就找了一個“腐蝕青年，宣揚新神”的藉口宣判了他的死刑，朋友們執意要安排他逃跑，他倒決定接受公眾的判決，喝下一杯毒藥後死去。――蘇格拉底最終還是死在他自己認定的烏合之眾的民主手中。

柏拉圖的身世倒與孔子類似。望族後裔，年幼喪父，母親改嫁。因為親戚朋友的關係，他也有過參政的機會，但恩師居然被一個自詡為民主的派別處死，這使他覺得民主並不可靠，財富或者世襲的頭銜都不能讓人恰當地執政，而應該讓那些受過最好的教育、擁有最卓越才智的哲學家來治國，這就是“哲學家治國”。柏拉圖鼓吹的是精英治國論。既然要“以智治國”，像農民、工匠、商人等大多數人都應該由智力優越的人來“監護”，那麼，最後的監護人就只有哲學家了。哲學家和軍人階層要以國家利益為重，不得佔有任何私有財產，不得有家庭，妻子和兒女一律公有。因為私有財產是人們自私與貪婪的根源，而人的品性是政治的基礎，品性的墮落就是政治的敗壞。不過，哲學家治國又需要由誰來監護呢？柏拉圖自己也無法回答。所以，後人評價說，柏拉圖的“理想國”只能是一個烏托邦。――柏拉圖開創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烏托邦主義傳統。倒是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比他清醒一點，成了西方政治學的開山鼻祖。

遊民文化：儒家思想的致命空檔

春秋時期和古希臘時代的政治思想在最早的源頭上幾乎都有類似的經驗，那就是特別強調執政者的道德與品性，柏拉圖還在乎治國者的超人智慧。不過，古希臘的智者家裡都有商業貿易上的積蓄，大概沒有養家餬口的生活壓力，而像孔子這樣的智者倒是開啟了乞食於執政者的千年傳統，讀書就是為了做官，緊密依附於歷代政權，並不恥於接受嗟來之食。到了後來，恰好可以和科舉制度一拍即合，順延了歷代王權，成了御用的文人階層。其自創的思想文化界定了社會卻束縛了自己――當然，除道家以外。然而西方倒有一些向政府叫板的傳統，恐怕還是因為有商業貿易上多年的積累，家境富裕，基本上可以不必汲汲於生計而從容於自己的獨立思考。

此後，中西方的政治思想路徑各異，前進或倒退也就有了各自的面貌。不過，中國數千年的歷史，有了儒墨道法四家的思想底色，應該疏而不漏了吧？但是照樣很難解釋，朝代更替依舊頻繁流轉，一治一亂風雲際會，這其中究竟暗藏了什麼玄機呢？

儒家思想鎖定的是君子政治，自己也培養正人君子和文人學士，目的就是為了做官，所謂“官師之學”，學習如何做官。雖然孔子自己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但他向學生傳授的就是一些做官必備的技能：詩書禮樂。也就是“君子之學”或“仕進之術”。其門徒除了聲名赫赫的“四科十哲”之外，還有樊須、公西赤、有若、曾參、顓孫師等五個弟子。其中樊須就相當另類，不但脾氣類似子路，而且重農，喜歡向孔子請教如何種地，孔子對此特別討厭，一轉身就譏諷其為小人。

然而，這一階層多半出身微賤，既然要從田野市井之間躋身於卿相士大夫之列，談何容易！春秋時代，周朝的世卿制度雖然已經崩潰，但階層觀念依然根深蒂固；滿口仁義道德之言恐怕也就無法吸引弱肉強食的諸侯君主，難與法家門下的功利之士匹敵，更不能赳赳於戰國七雄之間。直到漢代有了察舉制度，唐代以後有了科舉制度，儒生的命運才終於有了顯著改觀。

反觀墨學，正是因為它的平民色彩，導致了它最終消亡的宿命。有人說，墨學亡於秦朝末年，因為法家得勢，儒墨兩家都靠邊站了；到了漢代初年，只有儒道法三家互爭高低。也有人說，墨學直到漢武帝時才沒有了顯學的地位，退出了功利之士間的角逐。實際上，墨學一派獨自消亡，是因為秦代吞併天下，諸侯都已被消滅，皇帝一人獨尊，沒有了戰爭，那它的尚同非攻之說派不上用場了；而且秦始皇逐個消滅諸侯之時，蒐羅的金銀財寶、美女都搬進了自己的後宮，驕奢淫逸大享其樂，墨子的節用、節葬、非樂等一套主張也被拋進了垃圾堆；此外，封建宗法社會崩潰，世卿將相隨之絕跡，力除階層界限破格啟用能人的尚賢之舉也成了擺設……一切都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墨家之學一成不變，所謂“墨守成規”就是這樣來的，至少與此脫不了瓜葛；再加上它自身的平民色彩而不自絕於世才怪呢！　。　想看書來

一、儒家：教化為上（5）

儒墨兩家思想偶有混雜之處，往往也被後世學者相提並舉。坦率地說，墨學中的兼愛尚賢等論也依附在儒學的身上得以流傳，儒學可以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