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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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開創的郡縣制度恰恰就如許倬雲先生所說是樹形網路。郡和縣都直屬於中央，郡縣制之下，初期也能雷厲風行地貫徹中央政權的政策，中央派駐地方的監察官――刺史久而久之也會有地方性，往往會壯大地方政府的力量，一旦其足夠自主，有自己足夠的資源，擁兵自重之後就會尋機獨立出去，或者像陳勝、吳廣那樣的民間力量從地方上揭竿而起，打亂地方政府的陣腳，星火燎原之後同樣會使中央政權面臨覆亡。

商韓為代表的法家思想自戰國時代就登上了秦國的政治舞臺，幾乎獨領風騷。道家一貫高調宣揚其高蹈避世的理想，可以為個人的自由而自行隱匿；儒墨等其他各家競相遊說列國君主，賣力兜售之後仍然沒能躋身於主流地位，倉皇不已。倒是秦國在商鞅的兩次旨在嚴刑峻法的變法之後國力大增，此後一舉蕩平其餘六國，穩定數十年。然而，法家的尊君重刑之術要麼像商鞅那樣造就路不拾遺、山無盜賊、國力富強的局面，要麼就像李斯那樣導致嚴刑暴政、生靈塗炭、暴民四起的亂象，因為君主仍然凌駕於國法之上，其意志就是法令，只有人民深受其害。如果法家思想碰上了嬴政那樣還算英明也有點肚量的君主，那麼國家的確可以苟活幾年；但如果恰巧碰上的是秦二世那樣的昏庸角色，那麼王朝的覆滅就僅僅是遲早的事了。

儒家：君子教化

西周之時，姜太公的“為國之大務”是“愛民而已”，不過，“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愛民也是有目的的，那就是治國之術的現實考慮。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九、教化為上――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底色（2）

墨家是平民化的孔學，其治國之術要求君主力行節儉，兼愛，非攻，尚賢（任人唯賢）尚同（“一同天下之義”）是其為政之本，欲以平等思想顛覆宗法世襲制。“墨子之門多勇士”，墨子任俠，崇俠尚武、驍勇善戰是其理想人格，堪稱是平民典範，也有人戲謔地稱之為具有“黑社會”性質的團伙，戰國時也曾經是顯學之一，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逐漸消失於世。

道家擎舉的是個人自由的旗幟，天馬行空，灑脫無羈，既指斥儒家仁義從政的虛偽，也對法家的刑名之術深惡痛絕，只在乎個人的解放，所以後來可以成為文人學士落魄時療傷的心靈雞湯。對於功利之士來說，道家思想只是一種精神上的慰藉。儘管道家後來衍生出了各種流派，甚至也有了道教，但還是隻能在國人的心靈深處佔有一席之地。

梟雄亂世之時儒家顯得太過迂腐而無人問津，因為道德層面的理念總是難以細化為較為客觀的管理制度，而以道德來衡量士大夫難免會走向它的反面――虛偽，不像法家的刑名之術那樣可以律令見世。從春秋到戰國，再到秦始皇一統中國，以及漢初的數十年間，儒學在君主的眼裡不過是一種擺設；而到了國家安定時期，儒家就被抬高到了無以復加的地位，因為儒家治國之道有利於控制天下百姓的思想，而且有利於政府政權的傳承與穩定。

儒家的仁義思想雖然看起來不錯，但它對於民眾總是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孔子一向秉承周禮，認為“民可使由”、“庶人不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可見，他心目中的民眾總是低人一等的，並且覺得自己要培養的是君子，私下裡更是鄙視躬耕農桑之事，並沒有承繼以前的民本思想，至少是沒有明確的宣言，所以他覺得民眾是需要君子來教化的。儒門之後，孟子的民貴君輕之說雖然在後世贏得了深遠的迴響，但總是出於勸諫君主、尊王黜霸的動機；荀子則宣揚人性之惡論，以禮教化民眾也是他的主旨。

儒學在漢武帝時奠定了獨享其尊的地位。此後又在唐代得以復興，以韓愈、柳宗元為代表，所謂“文以載道”的“道統”；到了宋代，儒家分櫱為理學與功利兩派，各有攻訐。宋元兩朝儒學再度得以獨尊。明初與明末，儒學分別有兩種趨勢，都對專制天下的積年弊政有所抨擊；倒是明代中葉的王陽明與李贄以儒攻儒，算是讓儒學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鉅變。至於清初，黃宗羲擷取孟子的貴民思想與《禮記》的天下為公理念，意在闡明立君為民以及君臣為人民公僕的政治理想；顧炎武則力矯君主集權之弊，正風俗養人才，“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千百年迴圈下來，儒學的君子之治仍然難逃教化兩字。

可以說，教化其實是儒家思想內在的脈絡，一以貫之的傳統，延續了數千年，而勤政愛民恐怕只是一種遙不可及的治國理想，或者考究的裝飾，至今仍然可以從某些官員的身上看到它的印記。文化傳統總是傳承不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