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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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1619…1692）把那些動輒喜歡復古，讚美三代之治的宋明理學家一律稱之為腐儒，不幸的是，黃宗羲和顧炎武也在此列，特別是黃顧兩人要將郡縣制倒退為封建制，儘管只是想以封建分權來矯正中央集權，但顯然此舉無疑是白日做夢。王夫之既反對一切守舊復古之見，認為要適時應世，又反對人為的因襲與變革，但又認為“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理而當然則成乎勢”。――這一論調無異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可見王夫之這時恐怕也沒有什麼明確的創見，還是一頭霧水而已。

明末清初之際，土地兼併像往常一樣司空見慣，所謂“聚者有餘而貧者不足”，戰爭固然使人民流離失所，而土地被豪強地主兼併之後無地可耕也是突出的社會現象。王夫之一向認為，“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不能擅天下之土”，應該使“有其力者治其地”，使農民有田可耕。

王夫之認為，民眾的困苦，主要是貪官汙吏的壓榨和掠奪造成的，所以養民的關鍵就在於國家要“嚴以治吏”，只有吏治嚴明，官吏不敢枉法，民眾生活才能安寧，社會秩序才能安定。對於民眾，國家應該廢法、寬政，重德教、輕刑罰，以養息民生。――所謂“寬以養民”。

王夫之論述歷代王朝政制，多半都是反當時儒者之論而論。個人的政見散亂於著作之中，並無系統，尤其是在封建與專制之間指點選舉薦材、井田賦稅、兵農變革之異，雖有獨到之見而且甚有可取之處，但也只能作為其他儒者議政的背景。何況他最大的思想貢獻仍然在於區分種族的民族觀，毫不妥協的抗爭精神只在顛覆滿清運動之中，而一生自詡明末遺民的論調堪稱迂腐。然而，明末以來追求自由解放的思潮，似乎恰恰可以在他的身上劃下一個逗點，令世人為之悵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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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化為上――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底色（1）

每一種思想都有它的陰暗面……儒家思想也一樣。但是，糟粕和精華常常是混在一起的，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是釐清儒學的傳統資源。當今時代一些陰暗面，比如走後門、官商勾結、缺乏透明度、狹隘的民族主義等，都不能說與傳統沒有關係，但更重要的是要發揚光大儒學的正面價值，譬如像“仁義禮智信”這種真正核心的價值。

——著名儒學大師、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

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傳統為什麼總是有一種教師爺的派頭？為什麼任何一個流派對於君主幾乎都是毫無條件地認可（只有暴君才是可殺的），對於人民卻總是有著不是學生就是禽獸的定位？因而對於人民還好像總是負有不可推卸的教化之責？此外，為什麼僅有儒家思想能夠左右中國政治文化的面貌？而在一治一亂之間即使儒家之論也無可奈何？――這一系列的疑問，實際上都與中國政治思想的淵源密切相關。

中國的政治思想從晚周開始亮相。似乎正是因為官方史學傳統晚周之時散落民間，然後就有了中國的第一個私人學派――孔子的儒學。春秋戰國時代因為私學的繁盛隨之迎來了百家爭鳴，亦即中國政治思想的第一次大碰撞。儒墨道法的出場頻率或自身聲望遠遠高於其他各家。法家首先進入王者師的主流，儒墨兩家屈居在邊緣，墨家最終消遁或化入儒學，而與儒家思想幾乎同時或更早的道家思想卻因為張揚個人自由而少有人推崇，缺少了它存在的理由。即使到了後世，文人學士也只有在陷入逆境之時才會將其奉若至寶，聊解傷痛。悵然回望，只有儒學在雜合其他各家思想之後成為皇權專制王朝的思想正統。

法家：帝王之師

周代政權施行的是分土封侯制度（或者說是封土建侯制度，或者說封建邦國制度，亦即封建制度）。――這比西方中世紀的封建制度早了有千年之多。分封列國制度就是許倬雲先生所說的一個連鎖網路，類似麥當勞的連鎖經營，沒有上下關係，而只是平行分權；所以後來諸侯在各自分封的土地上群起而立，周王朝名存實亡，民間私學倡導的政治思想就有了多個流派，然後就有了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

秦始皇橫掃六國之後，法家思想主導的郡縣制隨之奠基。――法家率先做了帝王之師而且以其學說一統天下，私學遭禁之後也隱入了地下狀態。不過，秦始皇的眼裡是沒有宰相的，自己一手獨攬了所有的政事，宰相李斯不過是他的總秘書而已，只管秉承君主的旨意發號施令，命令由中央到郡，再到縣，另外還有特派員辦事處分駐各地――刺史執行中央的監察職責，但後來逐漸成了地方的常駐官員。

很顯然，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