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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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的晚年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硝煙中度過的，這一場長達27年的拉鋸戰讓先前的城邦民主制度一蹶不振。與此同時，雲遊於希臘各城邦的智者群體因為顛沛謀生以及戰亂頻仍等原因，瀰漫著種種思潮，極其駁雜，既有叩問自身命運的利己主義與享樂至上思想，也有社會進化的觀念――強權政治，征服掠奪與謀求霸業，蘇格拉底雖然沒有孔子早年那樣匡扶天下的雄心，但匡扶希臘陷於崩潰的倫理道德應該適合他清談的趣味。

智者們認為，強者以暴力搶奪弱者的財富是天經地義的，而弱者只能服從於強者的利益，服從於強者的統治；身份高貴的人就是強者，而地位卑賤的人就是弱者。――這一切都是一種“天然的正義”，也就是說，弱肉強食是社會進步的法則。智者們向人傳授的就是謀取權力之位的統治術。雖然這思想類似於法家的觀點，但從蘇格拉底的角度來看，這就是道德上的一種墮落，因為他也和孔子一樣喜歡標榜道德上的至善原則，認為城邦的管理者首要任務就是改善公民的靈魂和道德，遵守城邦律法就是正義之舉，所以他提倡德才兼備的賢人政治。

柏拉圖繼承了蘇格拉底的衣缽。他也認為，治國的根本就在於培育公民的美德，而且只有哲學家治國才能挽狂瀾於既倒。治國之道包括立法與司法，其目標就是至善原則。要使公民的心靈達到至善的境界就要依靠國家，而治國需要立法，以立法來陶冶人的心靈；心靈有疾，就要以司法手段加以醫治。

智者們熱衷於傳授的辯論術在柏拉圖看來只是一種偽知識，是馴養野獸的技藝，也是治國之道的幻影。智者們和馴獸師沒有什麼兩樣，他們無法辨別真實的意見和要求，對於什麼是美醜、善惡、正義與非正義也一無所知。柏拉圖認為，追求至善不是不要快樂，但不是所有的快樂都是善；快樂應該服從於善。最高的善應該使人身心俱佳，而不是感官享受的快樂主義。因此，善的知識才是真知識，可以指導他人為善，糾正他人偏離善的行為。治國者應該培育公民的美德。――這與孔子的教化是一個意思。只有哲學家掌握善的理念，守衛城邦的法律和習慣，守衛正義和美。柏拉圖主張哲學家治國，或者把國王培養成哲學家，即以德治國，沒有必要制定繁瑣的法律條文，因為寫在紙上的法律往往得不到遵守，持久之道仍然在於教化人心。

十、古希臘：導師的公民視角（2）

然而，柏拉圖也知道，城邦時代有各種各樣冒牌的“偽哲學家”，他們卑鄙無恥，竊據了哲學的殿堂。真正的哲學家，如果不能“兼濟天下”那就只能“獨善其身”，因為適合哲學家的地方是“理想國”。到了晚年，柏拉圖依然認為，真正懂得治國之術的政治家還應該是哲學家。

政體形態

古希臘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各種形態的城邦。――這一點像極了春秋時代初期的諸侯列國，或者也有可能類似於商周之前的虞夏時代。柏拉圖將個人的至善與城邦的至善捆綁在一起，認為只有哲學家治國才有可能實現城邦的至善和個人生活的至善。所以，他覺得哲學家治國的政體是最好的政體，這所謂的“王政”是他心目中的理想政體。

哲學家治國就是蘇格拉底所說的賢人政治，與孔子的君子政治沒有很大的差別，只是途徑不一。古希臘時代與春秋戰國時代的治國理想存在許多相似的地方，其源頭都是道德治國。這一點至少可以說明，當時的治國者所具有的稟性幾乎一樣。不過，除了柏拉圖所說的王政之外，政體還有四種，都是由王政蛻變而來，而且一個不如一個。

王政演變成榮譽政體。榮譽政體主要是因為治國者的血統混雜而產生衝突，衍生出銅鐵集團和金銀集團。銅鐵集團傾向於掠奪民間財富、搶佔土地房屋、斂聚金銀財寶等；而金銀集團則傾向於培育公民美德和社會秩序。兩大集團之間相互較量，達成妥協之後將土地房屋據為己有，將原先的屬下轉變成平民和奴隸。柏拉圖認為，當時的斯巴達和克里特就是這樣的政體，治國者好勝、尚武、貪財、愛慕虛榮。

榮譽政體又會蛻變成寡頭政體。治國者以財產的多寡分配權力，政權掌握在富人的手中。貪財和享樂成為時代風氣，為了財富不擇手段，盜賊也在城邦之間橫行肆虐。即使勤勞和節儉的人也為了財富而不斷地積攢錢財。在這一政體之下，統治者養尊處優，而人民不如牛馬。

民主政體是在寡頭政體衰敗之後出現的。這一政體自由、寬容、平等，對於個人都是放縱的，各種慾望都會得到同等的尊重，生活方式五彩繽紛。不過，柏拉圖認為，民主政體如果缺乏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