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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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禍視為上天的懲戒，但很少能與孟子比肩而立。到了中古時代，譬如，唐代貞觀年間的君主大臣深知“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也把“安諸黎元，各有生業”視為君主天下利益之所在；警惕“亡隋之轍，殷鑑不遠”，反省“隋主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國亡，公卿貴臣，暴骸原野，毒流百姓，禍及其身”的惡果，“覽此興亡，極懷戰惕”……不過其解釋“民本”時頗堪玩味：“言民可親近，不習卑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儘管已將儒家“民本”論奉為案頭的座右銘，但骨子裡還是認為民眾不過是衣冠禽獸而已，冥頑不靈、淺薄無知，“民本”充其量也只是治國之策略，愚弄天下百姓的把戲。明代開國君主朱元璋對孟子的“民貴君輕”說極為惱怒，“怪其對君不遜，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乎？”指令儒臣刪改《孟子》中妨礙君主絕對專制的言論。

民本論不過是“民末論”的面世文字。千百年中，罔顧民眾只對長官負責就已經成了歷代官場的潛規則。即使在儒學一統天下的時代，官員的選拔與管理也只能拘囿於儒家信條行事，君、親、師“三位一體”――政治權力、親緣權力、文化權力的統一而為，領導一言九鼎、下屬奉命而為演變成了千百年來的官員文化傳統，民生也只是口頭上隱惡揚善的堂皇之辭。

西學東漸之後，民本論也沒有借漂洋舶來的民主理念而大翻其身，反而更為隱蔽地深嵌到了民族的政治文化傳統之中，時不時興風作浪一番。官場上的潛規則也成了政治文化傳統的一部分。

中國的政治文化往往將政統與道統視為一體，也就是認為擁有政治權力似乎就擁有了道德優勢與知識優勢。儒家道德其初是主張個人修身做官，達則兼濟天下；後來也主張擁有政治權力的官員應該具備必要的道德和知識優勢。再到後來，就被不知不覺地偷換成了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必然也擁有道德和知識優勢，不僅有權對被治理者進行統治或說教，還有權代替被治理者判斷何為道德生活、幸福生活並強制其過這種生活。

官員集多重身份於一身的典範，就是上古時代孔孟心中的“君子”以及各種正史所大力頌揚的“循吏”，而在西方則有柏拉圖的“哲學王”。只不過西方的這一文化傳統自馬基雅維裡、霍布斯、洛克等之後就逐漸被清除而消匿於世了，而在中國這一傳統則綿延不斷。然而，歷史經驗和現代政治學都告訴我們，一個人擁有政治權力，並不必然意味著他也擁有文化優勢和道德優勢；而且就算某個官員同時兼此三種優勢於一身，也不意味著他就有權代替他人選擇生活方式。每個人都有權而且應該按照他自己的意願生活，只要他的生活不危害到他人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同等自由。

十、古希臘：導師的公民視角（1）

明末西學東漸之後，國人仍然難掩自己中央帝國的心態，而當時傳教士利瑪竇等人帶入中國的還僅僅是一些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哥白尼日心說之類的自然科學知識，人文社科方面則不足十分之一，否則中國的近代化不至於延誤200多年，維新變法和民主革命也不至於出現在1895年以後。此前的兩次鴉片戰爭給中國以沉重打擊，而甲午戰爭則因為帝國師尊被初出茅廬的鄰邦蕞爾小國擊敗，徹底地摧毀了國人一貫良好的民族自信，跌入到了自卑的深淵。此後國人備受欺凌的挫折感愈加沉重，開口希臘閉口羅馬竟然也一度成為風氣。

實際上，古希臘城邦時代早期智者群體的顯著人物落後於孔子半個世紀之多，他們雲遊於各城邦之間，以傳授修辭、倫理以及政治詭辯之術換取學費維持生計。――這一點倒與孔子的開館授徒類似。即使城邦政治思想巔峰時期的代表――柏拉圖及其弟子亞里士多德也比孔子小得多，因為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誕生之時孔子已經辭世10年。

西方最早的國家是希臘城邦，也就在公元前800年前後興起。顯然，有了國家之後才會有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而公共權力總是需要管理，因此政治思想，亦即治國之道才可能應運而生。希臘的各個城邦中，雅典與斯巴達兩大城邦之間爆發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為卓越思想家的誕生提供了搖籃。

以德治國

蘇格拉底並沒有什麼遺作留存後世，據說是述而不作，也就是信口開河，慣於清談而且態度悠閒。――這一點倒是類似於孔子。所以只能從他的弟子柏拉圖等人的著作中找尋出一點痕跡，拼湊出他思想的大致輪廓。――這一點仍然像孔子後學編著《論語》的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