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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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曾經在1919年五四運動中遭遇到了“打倒孔家店”的厄運，這也只是它被人為抬高之後的後果，雖然難免矯枉過正，對於獨享了千年之尊的儒家思想有過不小的打擊，但也只是還原其本來面目的一步。迄今，遭遇了跌宕起伏的儒學有沒有真正走下神壇？有沒有迴歸到其應有的一席之地？恐怕還很難說。

九、教化為上――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底色（3）

治國：道德乏術

正如一些學者所說，從儒、墨、法、道四家的治國立場來說，儒家是德治（孔孟），推崇的是以德服人；荀子學派雖然師承儒門，但講的是禮治；管子學派自成體系，但幾乎開啟了法家之門，講的是法治；墨家立足於平民，講的是以身作則，身先士卒；而老莊道家更在於個人的自由而不是社會的繁苛之政，和上述幾家都不同，講的是“無為而治”，雖然老莊同樣主張無為之治，但其中的區別也很顯然。

先秦各家學派實際上都比較崇尚道德，只是顯隱的程度不一，即使像韓非這樣集法家學術之大成者，也並非就拋棄了道德，而是將道德排斥在政治範圍之外，認為不應該將私人道德與治國理想混為一談，排斥私德正是為了有利於公，無益於君國的德行名譽都不可取，所以廢棄了儒家的德化民本之論。儒家宣揚家齊而後國治，韓非幾乎顛而倒之，只認定國治而後家齊。雖然主張重刑，但也不完全等於酷刑，與商鞅有異。

從商鞅到韓非再到李斯，嚴刑峻法固然是法家一貫的傳統，但只有商鞅與李斯躋身於政界，實現了法家王者之師的理想，韓非還只是“出師未捷身先死”而已，毫無從政經驗。秦氏皇權暴政虐民，旋踵而亡，短命固然是咎由自取，但後世的儒者以此責難韓非的法治理想，也不盡厚道。攘臂直呼，反對法治，豈不是過於草率？――秦始皇父子畢竟還是在法家思想的輔弼之下一統中國，儒家恐怕沒有如此魄力，只能坐享其成而已。

正因為法家所立的郡縣制與監察制，皇權專制王朝才能歷經兩千餘年。所以，後世的學者評價，皇權專制架構是由法家奠立的，而儒家並無經世治國的能耐。實際上，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董仲舒已是儒法合流的代表人物，獨尊儒術以及察舉制度能夠立足於君主專制王朝，實在有賴於其薦舉之力；兩宋再次推崇儒學以來，儒家內部的紛爭不絕如縷，激進也好，保守也罷，仍然沒有超脫皇權專制的現實束縛；甚至到了清末戊戌維新之時，康梁師徒二人極力鼓吹孔子為託古改制的先驅，奠定了萬世不移的憲法，因而力推變法君主立憲，仍沒有跳脫出孔學的怪圈。然而此時的中國已經風雲激盪，不到十年，辛亥革命繼之而起，滿清王朝灰飛煙滅，標榜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終於問世。

道德治國恐怕連最基本的官僚制度都難以問世，儘管所謂以民為本的治國理想動聽至極，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也許最難體現在客觀的制度上，所以，皇糧國稅繳納依舊，而佑民之策往往都是天災人禍時安撫民心的臨時之舉，而沒有穩定一貫的制度設計。

德政：傳統流弊

部落社會時應該有過原始民主議事的傳統。推選或撤換首領、組織勞動、分配產品、調解糾紛、指揮戰爭等公共事務，均由部落成員共同決定，堯、舜禪讓傳說或許實有其事，甚至還有過“堯設誹謗之木……以錶王者納諫也”，民意在此時雖然未必能夠左右部落首領的決策，但是“選賢與能”告訴我們，似乎唯有有德之人方能被公推為管理者，以孝悌聞名的舜就是如此被人推薦，為堯認可之後接任首領一職的。――《史記·五帝本紀》記錄其事難免有人為的曲筆，或許也有可能是想當然，姑且信之。

上古文化傳統最先孕育出了原始儒學。所謂儒者，其初也就是掌司禮儀之事或者記錄官家輪替史實之人。周代封土建侯制度崩潰之後，官學裂變為私學，儒家之後百家爭鳴。到了戰國時代，孟子再次倡導不無民主精神的“民本”思想時，“民本”傳統已經孤懸已久，但後世並未就此開拓出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的傳統，民本之術也不過成了君主專制用以愚弄民眾的擺設。等到晚明，儒學內部因蛹化蝶，啟蒙漸行之時又遭遇到了滿清入關。外敵入侵、救亡圖存終使專制王權日益式微。西學東漸之時，學者仍然扛起儒學大旗，借“民本”之論引入西方民主思想……儒家“民本”之論的老樹嫁接上了民主的新枝，然而水土不服，幾經波折。

孟子民本論可能擁有的民主精神淪喪了兩千多年，儒學只是君主專制的仁義外套。後世儒門學者也反覆闡發過“民本”的內涵與外延，甚至將天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