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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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等人因襲了黃宗羲的思想，認為君主應當“視己為天下之人役”，把自己看作民眾的公僕，為天下民眾服務。譚嗣同則指出：“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之，則因有民而後有君，君末也，民本也。”而且說得更為直截了當，“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儒者旁徵博引，從黃宗羲上追孔老夫子，而且不遺餘力，康有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十四、西學東漸後的唾沫與熱血（2）

1891年，33歲的康有為開始在廣州設館招徒，以“萬木草堂”推介自己心中“大同世界”的理想。初時不太出名，只有19名學生，慘淡度日，到了後來名氣大了，就有了最為著名的學生梁啟超、麥孟華、徐勤等。講學可算是驚世駭俗，就是以自撰的兩本論著《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為宣講內容，不僅講解孔子、佛學、周秦諸子學、宋明理學，還給學生傳授一些西洋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原理及中外史學。

康有為的膽量來自於他日常飽讀的歐美、日本雜書。《新學偽經考》就是在維護孔子的名義下，將東漢以降所有儒家恭奉的傳統經典宣佈為偽造的文獻，儒學源自荀子，“孟學絕而孔學亦衰”。――此說徹底解構了傳統儒學，從氣勢上震懾了那些以正統學派自居的儒學名宿，多少動搖了守舊派多年來“恪守祖訓”的信念，給後來的維新變法運動開闢了一條新路。《孔子改制考》憑藉的是孔子《公羊春秋》的“公羊三世說”和《禮記》的“大同”思想，鼓吹託古改制以改造儒學，把孔子塑造成託古改制的“末王”，認為中國的歷史和未來必將經過三個階段，也就是“據亂世”（君主專制時代）、“開平世”（君主立憲時代）、“太平世”（民主共和時代的“大同世界”）。而且他認為，“據亂世”只有經過變法維新才能進入“開平世”，最終達到“大同世界”。

上述兩書是康有為變法前影響最大的著作，不是一般的“考辨專著”，而是謀求改制變法的理論著述。披的是經學外衣，掛的是孔聖招牌，以孔子著而不述的微言大義來顛覆孔門後學的各種旁門雜說，無非是想減輕一點非聖無法的壓力。康有為認為，只有變法才能使中國富強，最後達到“大同”的境界。然而，他所謂的“變”，只不過是溫和的“漸變”，而不是凌厲的“驟變”。而且為了變法，他一度收起了“開議院”、“興民權”的旗幟，認為尊崇皇權，依靠皇帝才可以推行變法。

不過，“民主”、“民權”已成了那個時代朝野之間使用頻率頗高的詞彙。郭嵩燾1878年5月19日的日記寫道：“西洋政教以民為重，故一切取順民意，即諸君主之國，大政一出之議紳，民權常重於君。”同一時期的黃遵憲在其所著的《日本國誌》記述：“近日民心漸染西法，竟有倡民權自由之說者……百姓執此說以要君，遂聯名上書，環闕陳訴，請開國會而伸民權。”

1895年4月，康有為在北京參加會試之際，正是《馬關條約》簽訂之時。他帶頭鼓動各省舉人1300多名聯名上書皇帝，提出“拒籤和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三項建議，論述了“富國”、“養民”、“教民”等具體措施的萬言書，要求變法圖強。雖然都察院以條約已籤無法挽回為藉口，不敢接受萬言書，沒有達到上書皇帝的目的，但此舉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上書、參政議政的先例。――這就是近代史上名噪一時的“公車上書”。

1895年8月17日，康有為在北京創辦了維新派的第一份報紙《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由梁啟超等人編輯撰稿，宣傳西學，鼓吹變法，隨《邸報》免費贈給京官，以便變通風氣，在官員中的影響力卓著。此外，在康有為、梁啟超奔走下，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出面組織了維新派的第一個政治團體強學會，並得到翁同龢、張之洞等中央和地方官員的鼎力支援。康有為親自撰寫《強學會敘》，指出中國已陷入“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洞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的危局之中，唯有變法才能民族圖存。不久，康有為又赴上海創立強學分會，並出版了《強學報》，南北遙相呼應一時壯觀。――維新之風漸開且再難遏抑。

1898年，在光緒皇帝以及一些得力的大臣支援下，康有為聯合了許多有志之士，開始了維新變法。然而，新政僅維持了百日左右，便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封殺，光緒被囚，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染法場，康有為師徒數人事先獲知訊息，走避使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