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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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身自由。領主則坐享租金、徭役，生活富足，還可以自由地巡遊各地。　。　想看書來

十三、西方：沒有掛在嘴上的民生傳統（5）

這一時期的貴族，基本上已經褪去了以前粗野殘暴的武士形象，基督教教會的約束多少使鄉村和城市更為有序，替代了過去尚武鬥勇精神的是騎士制度，譬如馬術和比武。習俗的變更也使得貴族講究起儀式來。1100年以前，貴族的房屋都是木頭結構的，往往容易因為烹調或取暖而遭火焚燬；1100年以後的城堡則通常是石頭建造的，因為有煙窗和壁爐而顯得更為精巧和氣派。

莊園經濟一般是自足的，很少與外界有交易。不過，農奴成為自由農之後會將自產的糧食或雞蛋拿到集市出售，換回一些日常用品；而規模較大的商人則慢慢有了自己的騾馬馱隊進行長途販運，貿易越做越大，城鎮也逐漸繁榮起來，商人和手工業者會聚到了城鎮，然後挺進到了城市。――這是所謂的中世紀“城市革命”。實際上，經濟上的活躍原本是城市成長的原因，而城市的規模則因此成倍成倍地擴張。――儘管商人們在中世紀的社會秩序中並沒有自己的地位，因為沒有古老的世系，也不熟習騎士的生活方式，只有組建行會保護自己的利益，時常被土地貴族輕視，而且教會也反對商人們平時放高利貸以獲取不當之利的行徑。

中世紀盛期的“城市革命”中，新城鎮是經濟勃興的動力，義大利的城市政府領先於歐洲各國。據史料所稱，那時候就已經嘗試推出了稅收、檔案保管以及決策的公共參與等一系列新制度，政府管理技術層面領先於歐洲各國，而行政管理職能也逐漸走向成熟。而與之同一時期的兩宋王朝，政府除了延續秦漢政制以來照常徵收的賦稅，並無公共事業服務，文官官僚制度仍然緊抱著儒學教條，糾纏於理學與功利兩派相互持續的辯論之中，所謂“文恬武嬉”是也。

……

與中世紀之前歐洲的各個年代都不相同，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諸子的治國之論一直強調“輕稅賦”的策略，也有或籠統或詳盡的政見；墨家在民生方面也有類似的節儉國用的原則，為的是減少君主無用的消耗；管子雖有順民心之論，而其本意不過是牧民而已；法家商韓諸子一貫推崇“重刑嚴罰”，獎農勵戰，目的不只是富民，而是為了尊君強國，爭霸諸侯，雄起於中原。

顯然，諸子各家的帝王之術或多或少都是維護君主的私人利益，文化人純屬仰人鼻息的幫閒階層，對賦稅的去處沒有明說，而君主徵收賦稅取之於民之後還應該用之於民的策論幾乎闕如。像公元前256年，戰國時代秦國昭襄王的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兒子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排灌工程，以及水工鄭國受韓非之託為秦王獻計修建的鄭國渠――耗時10年，為了拖住秦國的十萬大軍――也屈指可數。――這都只是為了穩定鄉村社會的農田灌溉，而服務於民眾日常生活的公共設施幾乎沒有出現過。

秦漢之後表儒內法，即所謂“法家化的儒學”主導了兩千多年來的皇權專制帝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帝王之術至此已經零落無幾，不再有復興的奢望；明末清初之時顧炎武尚且認為周代封土建侯之前仍可算是聖人的“公天下”，而周代以降都不過是君主一人之“家天下”而已，所以孔子持有“天下為公”的復古夢想。近代康有為再次闡發“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與小康之說，其君主立憲之論認為，一國之君應該眾望所歸，而且應該擔負起公共保全、人民安樂的責任，所謂“民為主而君為客，民為主而君為僕”。

然而，君主與皇帝不過是視國如家而已。既然是“家天下”，就沒有多少公共服務的理念。只求子孫後代萬世為皇，哪裡還管天下百姓的死活。歷代君主幾乎被法家的尊君擴權理論寵壞了，類似羅馬帝國那樣的公共權力機構就從來沒有出現過。從民間徵收過來的賦稅只揣在自己的腰包裡，供君主與官府調遣，即使大興土木也只是皇宮陵寢之類的建築――生死都給自己安排好了。除了有利於官方統治需要而傳播資訊的驛站與官道，就再也沒有為民眾提供過方便的公共服務。

孟子的民貴說被歷代王朝束之高閣之後，官僚士大夫的親民策論就再也沒有起過有效的反撥，除了王安石變法。儒家的以德治國只有道德戒條與禮儀，根本就沒有界定過君主之於人民的義務，只是力求如何“裕民生”而已；以君臣父子等安排個人在社會等級中的位置，使社會安定有序；即使定有法律，那也只在萬民之上君主之下。不像羅馬法那樣，即使君主也只能在法律之下，決不能使之凌駕其上，否則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