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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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君主立憲也無法立刻實行，只能以開明專制作為過渡。

梁啟超曾經精神抖擻地撰文向君主專制開火，一度極其崇尚民治，因為康有為說過，“為治者，官之為民治，不知民之自治之周也。故人之變法言治民，吾之變法先言民自治。”然而康梁兩人都主張君主立憲。――改良派固然可為伸張民權而疾呼，但未曾觸動君主權威，民權思想難免不會徹底。梁啟超可以算是較早將中國歷史上的重民思想稱之為“民本思想”的人物。顯然，其源頭可追溯到黃宗羲《原君》中所闡述的“君為民害”論、“民主君客”論和“萬民憂樂”論。不過，後世學者尤其是新儒家認為黃宗羲的思想已經殊異於傳統儒家重民、愛民、為民請命等等舊民本思想，因而將其抬升到了“民有、民主、民治、民主監督”的高度――所謂“新民本”思想。不過，梁啟超的確評價過黃宗羲“最有影響於近代者，則《明夷待訪錄》也”。

中國曆來就有所謂“文章乃經國之大業”的傳統，康有為、梁啟超也難以脫俗。從黃遵憲的“詩界革命”，到梁啟超“今欲改良民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康梁等人都提倡過小說，要用小說來糾正國民吸鴉片、考八股、纏小腳的惡俗。得知日本明治維新時也曾經利用過小說後，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中，將“小說”單獨列為一部，與“文學”並列，並且提出“易逮於民治，善入於愚俗，可增七略為八，四部為五，蔚為大國，直隸王風者，今日急務，其小說乎！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喻，當以小說喻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今中國識字人寡，深通文學之人尤寡，經義史故，亟宜譯小說而講通之。”康梁等人對小說的評價有了重要的突破，認為小說可以成為民眾的“教科書”，能夠起到經史所起不到的“教化”作用。經史的作用是“治國平天下”，康梁認為小說也可“治國平天下”，它可以將經史所載之“道”，用更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讓那些看不懂經史的人接受，這就是小說的功能。――梁啟超等人視文學為工具，把文學當作政治傳聲筒的觀念，極大地拖累了後來數十年的文學觀。

孫中山：政治是“眾人之事”

“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會弄到亡國。因為中國從來當國家做私人的財產，所以凡有草莽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爭，爭不到手，寧可各據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還沒有定局。”——孫中山

1830年代之後，議院、三權分立、公民自由等觀念隨著傳教士闖入中國，但卻被國民視為海外奇談，甚至異端邪說。整整70年後，始被主流文化認同。――這一非同小可的文化變革背後，是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先驅們察勘西方政治的成果，特別是戊戌前後第一次啟蒙運動的影響。

1840年代之後，以《南京條約》、《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四大條約為始點，國家存亡危機日甚一日，傳統文化已經捉襟見肘，國人的自卑心態愈來愈深，只有外借西方思想資源。鴉片戰爭刺激了魏源、徐繼畲等人探求西方民主政治的興趣，中法戰爭則激發了鄭觀應、王韜等早期改良派的立憲議論，甲午戰爭又催動了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改良的嘗試，八國聯軍入侵更使孫中山高擎“民權共和”的大旗，提出了民權共和國的方案。――民權思想變遷的軌跡從改良推進到了革命。

戊戌變法失敗之時，康梁等人逃亡海外，匯聚到日本，秉持著他們一貫的立憲保皇宣傳。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也積聚在日本。改良與革命兩派時常辯駁，展開筆戰。清政府則被迫推行所謂的清末新政（1901－1911）――憲政民主。20世紀開端的中國，三方力量此消彼長，他們之間的角逐大致構成了清末民初的政治氛圍。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十四、西學東漸後的唾沫與熱血（6）

1905年，清政府派員出國考察政治，籌定憲法大綱，向憲政邁進；1906年9月正式宣佈預備立憲，走議會民主之路。1907年9月下令設資政院；10月命各省速設諮議局；1909年10月各省諮議局第一次會議開幕；1910年10月舉行資政院會議。――這些都是中國民主政治不可忘記的事件。不過，政治考察報告、立憲奏章、變法建議，乃至章程、法律，都是梁啟超等流亡者或留學生捉刀代筆的。

1905年，梁啟超仍然還在推動他的君主立憲；1907年10月，他領銜的政聞社成立，儘管不到一年就被清政府解散，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