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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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民權和民主本來就是舶來品，雖然說法不一，實際上也就是民主一回事，是18世紀晚期法國大革命的產物。梁啟超緊密追隨康有為，也以“公羊三世說”為藍本，將西方民權論、進化論與春秋公羊學糅合一番，提出“三世六別說”，與康有為相合。認為社會由“多君為政之世”，推進到“一君為政之世”，再演變到“君民為政之世”，此中如同潮流，不可阻擋。顯然，梁啟超藉助民權說來策動戊戌維新，要比康有為的託古改制更為在理。不過後來避居日本，視野開闊，大概覺得可笑，不再做自欺欺人之論。

自宋明理學以後，迂腐的儒者拘泥於“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僵死教條，認為“權既下移，國誰與治？民可自主，君亦何為？是率天下而亂也。”――民權擊中了君主專制的致命之處。國家政體不外乎民主共和與君主立憲兩類。梁啟超分析國情，斷言“吾疇昔確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決於適於中國，欲躋國於治安，宜效英之存虛君；而事勢之最順者，似莫如就現皇統而虛存之。”在他看來，中國最宜實行君主立憲，而且簡潔明瞭，改動不大，設議院即可。

梁啟超認為，“設立議院的好處在於君權與民權合，則情易通；議法與行法分，則事易就。”梁啟超心目中的君主立憲制就是國民政治。要想限制君主的權力，只有用民權；要想限制官吏的權力，也得靠民權。憲法與民權，二者不可分離。維新派的君主立憲就是“君民共主”。興民權就必須開民智，倡自由才能去奴性，“中國數千年之腐敗，其禍極於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隸性而來，不除此性，中國萬不能立於世界萬國之間。而自由雲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鉗制於他人。今日非施此藥，萬不能愈此病。”

據他的眼光看來，“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非爾者，則雖今變一法，明日易一人，東塗西抹，學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也。”“開民智”的最好辦法就是遍設學堂，培養人才。同時，梁啟超覺得，僅僅開民智並不夠，還必須“開紳智”，廣興學會，提高紳士的智慧；而且不可或缺的還有“開官智”，以設立“課吏館”為起點，因為官吏“胸中未曾有地球之形狀，未曾有列國之國名，不知學堂工藝商政為何事，不知修道養兵為何政”，愚昧之極，遑論勝任本職。

梁啟超闡述民權之後，進而抨擊專制。“為國民者當視專制政體為大眾之公敵”，“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政弱之根源”。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一文中，梁啟超深刻剖析歷代專制君主“數千年民賊既以國家為彼一姓之私產，於是凡百經營，凡百措置，皆為保護己之私產而設。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君主不過獨夫民賊而已，因此“奪得其公產以為己物者也，故其所最患者，在原主人一旦起而復還之。原主人者誰？即國民是也……但使能挫其氣，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群，制其動，則原主人永遠不能復起。”高擎的民權大旗之旁，梁啟超攻擊專制甚為得力，振臂一呼而應者雲集。“時當甲午戰後，此論一倡，遂風靡海內，舉國趨之，如飲狂泉。”近代中國民權思想的第一波高潮伴隨著攻擊專制的思潮而來到。戊戌變法時，梁啟超心目中的君主立憲還非常模糊，只是憑著信念追隨康有為，深受其影響而已。

1898年亡命日本後，梁啟超的眼界頓時開闊，在中西方思想的碰撞中，逐步擺脫了康有為的窠臼，君主立憲思想也屢有自己的獨立思考。當時的日本一時匯聚了中國政學兩界的翹楚，可謂藏龍臥虎。先行者們紛紛結社成黨，勢力最大者，一派為主張漸進改良的康有為、梁啟超，一派為主張暴力革命的孫中山，兩派雖有共同的敵人，但仍不乏激烈論戰，或許也是爭奪未來中國政治的道統。梁啟超的思想難免深受砥礪，“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地球各國既行之而有效，而按之中國曆古之風俗與今日之時勢，又採之而無弊者也。”1901年6月撰寫《立憲法議》，一針見血地點破立憲與民權的關係：“苟無民權，則雖有至良極美之憲法，亦不過一紙空文，毫無補濟，其事至易明也。”

十四、西學東漸後的唾沫與熱血（5）

旅日期間，梁啟超的言論日趨激烈，先後在其創辦的《清議報》、《新民叢報》倡言“破壞”，鼓吹排滿，推翻清廷的專制統治，只為確立立憲制的政府。然而，1903年以後，梁啟超的言論日趨溫和。1906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連續發表《開明專制論》一文，表明了他的心跡：“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不如開明專制。”認為中國不僅沒有具備民主共和的條件，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