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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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同世界”，也極力推崇“天賦人權”，民眾還應該有“自主自立”之權――幾乎是曠古未聞，也招來許多迂腐儒生的叫罵，譬如“無父無君”，“明則推崇孔教，實則自申其改制之義”，紛紛要求朝廷將該書查禁燬版。變法維新時，康氏宏論並無大礙，而失敗之後，此書也被查禁。

值得一提的是，譚嗣同自許為康有為的私淑弟子，著有代表作《仁學》，但思想與康有為分野懸殊。譚氏從孔子“仁者愛人”和墨子“兼愛”思想精神出發，大聲疾呼國人沖決人世間種種網羅，挺身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變法圖存，故其《仁學》堪稱中國19世紀末的人權宣言。他認為，“君主廢，則貴賤平；公理明，則貧富均。千里萬里，一家一人。視其家，逆旅也；視其人，同胞也。父無所用其慈，子無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婦忘其倡隨。若西書中《百年一覺》者，殆彷彿《禮記》大同之象焉。”

與譚氏同時代的文廷式也認為，“君權無限幾於無法”，並對民主共和的近代歐美政治體制深表禮讚。朝野之間的文化人籲請變法圖強，幾乎同聲相求。易鼐在其《中國易以弱為強說》文中主張，“天下之大權，當公之於天下，不可柄之一人。”稍後，梁啟超在辛亥前後明確地將“民權共和”與禦侮救國視為珠聯璧合之利器，亦即思想文化上的維新啟蒙與現實社會中的救亡圖存只有表裡如一，才能所向披靡。“所謂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愛國者何？民自愛其身也。故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故言愛國必自興民權始。”

梁啟超：民權、君憲與民治

梁啟超既是才氣縱橫的思想者，又是靈通善變的活動家。有人曾經評價說，康有為極端自負，而且“太有成見”，事事以聖人自居；而梁啟超則富於感情而“太無成見”，性格類似於孔老夫子所說的狷狂之人。也有人不吝溢美之詞，稱之為政治鬥士、思想導師、輿論巨擘、學界鴻儒。

1895年，他參與了康有為的“公車上書”，致力於變法維新運動。――這是他政治運動的始點。主辦《中外紀聞》，梁啟超、麥孟華並列為報紙主筆，鼓吹富國強兵之道，養民教民之法，另外介紹西方各國的政治、社會、史地、風情等，為變法維新煽動輿論。報紙每期刊有的言論，多出自梁啟超之手。撰文每每含情，流注於筆端，汪洋恣肆，遊走八荒，極富煽動性和號召力。強學會成立後，梁啟超出任書記員。1896年8月9日，《時務報》正式在上海面世，他擔任主筆，所著《變法通議》等政論名噪一時。其所開創的時務文體，亦文亦白，文采飛揚，縱橫捭闔，流暢至極，一時風靡全國，引領輿論之先，為五四時代學者爭相模仿的樣板。

1897年底，梁啟超受聘長沙時務學堂任總教習，與譚嗣同一起組織了南學會，辦《湘報》、《湘學新報》等刊，鼓吹變法思想，將荀子以下的漢唐宋明清儒家學者，抨擊得體無完膚。1898年入京，參與“百日維新”，以六品銜督辦京師大學堂和譯書局。維新失敗後，追隨康有為逃亡日本，“主持清議，開發民智”，初編《清議報》，繼而再編《新民叢報》，與革命黨人縱論國內政局，秉持立憲保皇主張而與同盟會大開筆戰，單槍匹馬，獨力抵擋革命派的輪番上陣。此一階段，言辭激越，開口“破壞主義”，閉口武力排滿。1903年以後轉趨溫和。1907年創辦政聞社，後被清廷查禁。辛亥革命爆發後，他的政治立場也隨政局而完全改變，加入共和黨，然後與民主統一黨合併組成了進步黨。1912年9月，擔任熊希齡內閣司法總長。――這是他投身政黨政治的開始。再到後來，梁啟超遊走於政府之間，歷任袁世凱政府幣制局總裁，段祺瑞政府的財政總長，以及護國討袁戰爭的都參謀……六年從政跳轉，深感徒勞無功。晚年全身致力於學術研究，蝸居於清華國學研究院。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十四、西學東漸後的唾沫與熱血（4）

梁啟超以“善變”著稱，思想也極其駁雜。早年追隨康黨，主張漸進改良，維新立憲保皇；戊戌變法以後，時而君主立憲，時而民主共和，突然掉頭開明專制，轉身又反對帝制復辟，身處輿論風頭浪尖，給人的深刻印象是“流質多變”。然而，變法前後，思想上連貫不斷的主線是他的民權思想。

1840年以後，皇權專制至上的清帝國並未在西方列強的槍炮聲中醒悟，然而中國的思想啟蒙者卻已開始尋求政治文化的轉型。歷史轉折的時代，梁啟超深有感觸：“國之強弱悉推原於民主”，“今日策中國者，必曰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