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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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以一黨的主義統領全國，使之“齊一國民思想”。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和後來的各個解放區，也曾經繼續沿用國民政府的《六法全書》辦案。直到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下令“蔑視和批判”西方“反人民的法律和廢止國民黨《六法全書》”。

一、官府與官商（1）

民間商業傳統的缺失

“范蠡……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浮海出齊……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資累鉅萬。天下稱陶朱公。”――《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追溯中國歷史可以發現，強力控制商業貿易，是中國特有的官府制度。周代就設有類似泉府的專賣機構，“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既可使民間的商品交換得到滿足，又不致失去對商品經濟的控制和壟斷；手工業也由官府經營，所謂“工商食官”。倒是春秋戰國時代風雲變幻，寂寞無主，官商變換，思想雜陳，從善如流。根據經濟史學者的考證研究，春秋戰國時的手工業和商業雖然仍有官營和私營的區別，但官府對私營企業的生存並無太多苛刻的干涉，無須照準經營，各自憑本事吃飯。只要身懷發家之道，經營有方，為富坐大富甲一方也非難事。孔子的弟子子貢生財有道，“家累千金”，曾“結駟連騎”周遊列國，所到之處，“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其實，所謂國營企業也就是官營企業，是歷代王朝的附屬物。官家既然有統治征戰獨霸天下的慾望，就得擁有青銅器、陶器、玉器、鐵器、製鹽、造船、紡織、兵器等產品，因而建立了一批官營手工業作坊，並佔據了主導地位；而民間私營企業則是社會頻繁交易、流通的必然產物，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私人豪強的一種謀生手段。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官手工業”逐步完善起來，但對於民間私營的工場與作坊並無過多苛刻的壓制，反而以禮相待。司馬遷曾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為秦始皇時代的兩名富商烏氏倮以及寡婦清立傳，記述秦始皇對民間商賈的態度，烏氏倮以畜牧起家，“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檯。”當然，秦始皇獎掖寡婦清而築紀念臺的善舉，並視之為女性模範，有沒有其他意圖就不得而知了，但至少可以說明秦朝對於民間私營業主還算是寬容的。

漢初政府　清靜無為

劉邦奪得天下之後，“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強族於京師”。實際上，秦朝亡國的暴政也讓漢朝開國的統治者有所恐懼和警惕，此時信奉的治國理念是道家黃老學，其核心在於強調政府的職能是清靜守法，不侵擾百姓，任百姓自立自為。因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人民會“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漢朝初年，天下財富匱乏，幾乎十室九貧，“天子不能具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劉邦禁令天下富豪商賈“不得衣絲、乘車”，否則“重租稅以困辱之”。到了呂后執政以後，天下百姓得以遠離戰亂之苦，“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劉邦原本就是鄉間地痞無賴出身，一貫就有仇視商人的想法，既歧視他們又得利用他們。不過，國破民窮之時還得忍耐民間商賈恃富逞強的行徑。

此後，文帝、景帝陸續執政的七十餘年之間，奉行的是道家黃老之治，減省政令，輕徭薄賦，清靜守法，較少侵擾民間，放手讓人民休養生息，經濟大發展，百姓家給人足，海內殷富，亦即“重農務本”與“藏富於民”。所以，進入了中國歷史上所謂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不過，據《資治通鑑》的記載來看，呂后忙於外戚奪權、誅殺內亂篡奪權力者而根本無暇顧及官營企業與民間商業來往；而文帝、景帝則忙於削弱藩王勢力，平定地方諸侯，加強中央政府集權，也沒有空閒來收拾朝政。

雖然《史記》與《資治通鑑》難免都有粉飾太平的溢美之詞：“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而且“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