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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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但執政者忙於自己的權力之爭，西北邊境的匈奴動輒滋擾邊民只是以和親的策略應付，南越等地群起犯上作亂也只能任其擁兵自重，無論官營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都乘朝廷內宮糾纏不休之機迅速勃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一、官府與官商（2）

說起來，儘管漢朝初年諸多因素裹雜在一起而使官府放任了商業流通，但官營企業仍然是附屬於歷代王朝官宦的斂聚財富之所，國家可以工役形式徵調工匠到官營企業中服役，也可以將官營企業置於官府的眼皮底下監督；而民營企業則屬於私人所有，私人籌資、私人經營、自負盈虧，其經營方式靈活，也善於充分利用資金、人力、機遇的優勢而獲得發展的商機，因其靈活性、適應性強於官營企業，活力也大於官營企業。實際上，官府在一定程度上也利用行會鉗制民營企業和工匠，約束其經營和行為，妨礙其自由發展，使之難成氣候。

漢武帝：與民爭利首開其端

漢承秦制，然而漢武帝時代卻成了漢代歷史的重要轉折點。他徹底地掃除了封建分封制的殘餘，再度確立了中央集權；思想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鉗制了獨立的人格；###匈奴，統一兩廣；連年窮兵黷武，封禪求仙，揮霍無度，勞民傷財。更被後人詬病的，就是其採取的重農抑商鐵律將其祖輩仇視商人的地痞流氓習氣揮灑得淋漓盡致，剿滅了資本的最初萌動，由官府控制一切經濟活動，開創了兩千多年來與民爭利的惡例。

漢代初年，中央政府在經濟領域全面開放，私人可以自由經營。國家富裕，民營工商業大發展。在抬高儒術地位取得人治集權之後，漢武帝馬上顛覆了“文景之治”時剛剛形成的放權讓利與自由競爭的傳統，先朝無為治國的政策和制度也被他拋之於腦後。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劉徹即位，年僅16歲。公元前135年前後，儒生董仲舒上書要求尊儒隆禮，推行教化，“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那些不尊儒家“六藝”之學和孔子思想為圭臬者，都將被視為斷絕仕途。“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來源於此。漢武帝廢除了前幾朝的治國理念，代之以儒家《五經》，無限放大了君王的自由裁量權，而且將司法獨裁權抓在自己手中。漢朝初年的執政思想是道家的黃老之學，而“罷黜百家”就結束了道家黃老之學的統治，結束了“文景之治”清靜守法的時代。

漢武帝大權在握，開始對民營工商業連下重手。首先將鹽、鐵、酒等重要行業強行收歸官營，任用桑弘羊在全國設立鹽官32處，鐵官44處，沿襲戰國以來的少府機構，專掌山海池澤收入和皇室消費的手工業，由官府或官營企業把持了重要物資的運輸和貿易，進行壟斷經營，並對私營工商業課以重稅。其二，責令民間富家商賈自報財產，陳報不實者，罰充軍一年；鼓勵告發民營工商業者，被告發者，沒收財物一半；告發之風一發不可收拾，“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業者就有六七萬人；僅告發和沒收財產一項，漢武帝“得民財以億計”；貪官汙吏趁機魚肉其間，私增逮捕數量，多達十幾萬人，一時“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民間工商業創造的鉅額財富經漢武帝之手，賞賜給了驍勇善戰的將軍；而漢武帝自己也肆意揮霍，大興土木，祭祀神鬼，巡遊天下。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毫不客氣地指斥其“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鬼神，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文景之治”70餘年所培育出來的民營工商業繁榮局面就此被毀於一旦，西漢王朝從此迅速由盛轉衰。

公元前120年開始，漢武帝根據桑弘羊等大臣的建議強行接管了各地的採礦業，禁止私人開礦；公元前119年，政府頒佈新稅制，改革貨幣制度，並以此為基礎推行五銖錢制，而且取消了私人鑄錢；搞鹽鐵專賣，由國家設官營企業負責鐵製品的製造和分配，控制了鹽製品的生產和銷售；運輸和貿易行業也由官府經營，並且抄沒中產以上商人的財富，將民間財富強搶到官府，將一切有利可圖的重要行業都收歸官府，由官營企業壟斷經營；在紡織業、漆器業等行業設立官營企業，並賦予優惠政策，讓官府支援的官營企業與民爭利，幾乎窮盡一切手段增加中央財政收入。

官營企業規模較大，背靠官府的力量，能夠徵調最好的工匠和最好的原材料，還有著大量服役者、奴隸等勞動力，產品質量很好，官辦的工礦業如冶煉、造船、紡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