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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官聽巡按御史劾奏，遊士人等許各撫衙門訪拿解發。”――禁止私學的手段也極其狠毒！
犯上作亂，斷絕仕途。“我聖主設立臥碑，天下利病，諸人皆許自言，唯生員不許。今後生員務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許家人提告有司，從公審問。倘有冤抑，即為昭雪外，其事不幹己，輒便出入衙門，陳說民情議論官員賢否者，許該管有司申呈提學官，以行止有虧革退。若糾眾扛幫，聚至十人以上，罵詈官長，肆行無禮，為首者照例問遣，其餘不分人數多少，盡行黜退為民。”――讀書人不得干政，否則一生的前程也將化為烏有。
在張居正看來，學術文章不過如此，國家政令就是最高標準。所以他對當時學者的願望就是“以足踏實地為功，以崇尚本質為行，以遵守成憲為準，以誠心順上為忠”，學者除了事君任職安守本分之外，沒有什麼學術和道德可言，只要無條件地服從政府、擁護皇帝就行了。張居正極端尊君的政策恐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實際上，當時的講學風氣頗為興盛，思想活躍迥異於往常，官僚群體士氣高漲，自南宋以來儒學功利派的確“囂張”，而且學說也各有歧見，爭論頻繁，即使是尚未走上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