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第8部分 (第3/4頁)

身之階都被儒家之學佔據，天下士子為了利祿和仕途，也只能一輩子爭誦六藝，在儒學典籍裡皓首窮經了。　txt小說上傳分享

八、漢宋以來儒學的數次復興（2）

漢武帝對儒家的制度化推崇，促成了儒家經學的興盛。董仲舒成了一代儒學大師，難說他有沒有從儒學中獲得道德良心。然而，當漢武帝搞到天怒人怨之時，他還是以他自創的“天人論”――自然災害和不祥之兆是上天的旨意――懲戒了一下這個不可一世的皇帝，使他給自己下了“罪己詔”。不過，董仲舒的今文經學也因為假借天命或聖言、編造各種隱語以預示吉凶的“讖緯之語”終於與迷信合流，捉刀自傷。後起者揚雄、桓譚和王充就對他的神學目的論十分鄙視。王充撰寫《論衡》拆掉了董仲舒“災異譴告”、“天人感應”的幌子，甚至到了東漢末年，王符和仲長統兩人仍沒有放過董仲舒，再次撰文批駁董仲舒帶來的迷信學說和有神論。西漢末年，佛教開始傳入中國；依附於道家但又標新立異的本土宗教——道教也隨後在東漢末年問世。儒學與時俱進，又有一番攀附的作為。

漢武帝以來的各代君主坐穩了王位之後都有過一陣尊孔崇禮的衝動，推尊儒學，而儒學也幾乎成了皇權專制王朝的意識形態和統治思想，至少是個門面。儒家理想既然被抬上了神壇，也遭受到了該有的褻瀆。也有學者認為儒學導致了國人民主精神的淪喪，成了千百年來一以貫之的國教。“民本”之論雖然被後世儒生傳承，但因為自己的依附性立場，用來對付暴君總是底氣不足，而儒學本身的衍變已經使它面目全非。

韓柳文章見道統

儒家思想勸諫君主時，大概說了不少“尊民”“重民”“親民”“愛民”的大話，也沒有哪一個君主聽得進去，所以到了東漢就盛極而衰了，魏晉時代幾乎銷聲匿跡。一直到了隋代末年，王通成為一代儒宗。無為而治成了王通儒學的最高理想，仁義禮樂仍然是他的治國之道，而愛民厚生是其政治的根本。明學老莊道家之術，而以儒學為體。王通帶出了唐初的儒學名聲。

李氏父子平定天下，民眾安居樂業之後，大唐聲威遠播。新羅（朝鮮）來唐請安，日本入朝受經。盛世來臨，民族自信與日俱增，儒學也隨之中興。唐太宗李世民特意宣揚君民舟水的關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顯然，尊重人民仍然只是一種懷柔政策，歷代開國君主都要據此確認一下自己的正統，就像西方基督教國家總統上任伊始必須手捧《聖經》宣誓一樣。

唐代中後期儒學能夠聲譽隆起，“道統”再次復興，幾乎全憑韓愈、柳宗元的文章。韓愈（768…824）擁護君主專制，號稱推尊孟子的貴民之說，不過卻有尊君抑民之宏論。他認為，“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既然人民沒有自生自治的能力，那就必須要有君尊師長來教化養民，“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韓愈文章一向氣勢恢宏，跌宕起伏，縱橫天下而綿綿不絕，思想充溢在他的才情之中，宋人將其奉為儒家正統。

唐代開國皇帝算是比較開明的，而且魄力也綽綽有餘。韓愈將君主推為至尊之首不是沒有道理，“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韓愈認為，君主本身就是法令。――孟子當年還敢暗示齊宣王，失職之君可以廢棄，到了韓愈這裡，一國之君可以自行其是。既然如此，韓愈照樣也推崇儒家先祖孔子的“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論調，而且對晚周庶民議政大加譏諷。可見，韓氏儒學並不是孟子薪火相傳的傳承者，而倒是接近了荀子之學。

韓愈足可代表皇權專制天下的正統。不過，柳宗元（773…819）顯然就是他眼中的儒學異端。儒家一向認為，聖人奉承天命，為民興利除害，佈施政教，人民才會恭敬從命。柳宗元則拋棄了所謂的“天人之說”，認為天根本不可能是人類的主宰，人民需要君主不過是為了戡亂止爭而已。――顯然，柳宗元覺得，之所以需要國家政權，是因為世間總得需要明智而有魄力的人來主持公道罷了。君主並非人民發自自然的擁戴，也不是上天有意對君主的特別眷顧。。　最好的txt下載網

八、漢宋以來儒學的數次復興（3）

柳宗元撰有《封建論》一文，對封建天下是一王分封的結論表示懷疑，他認為這是國家組織從小到大的演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