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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君主有多麼慷慨。實際上，所謂的“殷周分封天下”已經難以考證它本身的緣由，柳宗元認為封建制度是因為宗族王公之間紛爭不息而導致的，顯然很有道理。此外，他還撰有《天說》，認為天人之間毫不相干――這一點也是和董仲舒的死對頭王充一樣倔強，甚至還可能承襲了荀子的論調，“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不相預”，所謂“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柳氏之論明確將上天與人類之間的胡亂猜測撇得一乾二淨，還順帶將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彪等人的“天命說”批駁了一番，“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他認為，賢君得國是因為他的仁愛禮義之政使人民願意歸附。――柳宗元的《天說》還引發了他的同僚朋友劉禹錫的興致，接連撰寫了三篇《天論》與其附和。
柳宗元的言論雖然貌似異端，但實際上並沒有跳離孟荀兩位儒學大家的宗旨。孔子曾感慨“苛政猛於虎”，而柳宗元也有“賦斂之毒有甚於蛇者”，所以養民依然是君主的國政，沒有惠愛之心而行暴虐之政固然不可，而動輒以政令煩擾民眾也背離了養民的初衷，“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獲，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