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第7部分 (第2/4頁)

經臣之道是管子理想中的官僚管理制度。既需要以誠對上，又不拉幫結派；既可以竭能治事，還可以不辭於死；此外還必須是受祿合適，具有大公無私的為官品德。這顯然過於主觀了，也太理想化。所以，管子的主張一言以蔽之，就是“使法擇人”。不過，用人標準仍然強調了道德為先，選拔程式也被後世歷代專制王朝所仿效。

管子對各級官吏各有標準。他在《立政》中列出了四種標準，“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無非是卿相必須大德至仁，而朝廷大臣能夠見賢就讓；將帥能夠罰不避親貴，一視同仁；地方長官能夠不計較加官晉爵，好農事，務地利，輕賦斂，惜民力。――如此按官吏等級來要求官員，其強調的是道德，是符合官僚管理的，但未必能做到客觀。蕭公權先生認為，管子的用人標準是“爵祿無假”，即官吏的能耐要符合其本身的職位與薪俸。實際上，管子是從道德、成效、能力三個方面來說的，“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

選拔官員的過程大概有兩種，一是鄉里察舉。――這是前所未有的制度，即使荀子也沒有提到過。其過程，管子也說得很清楚，“凡孝悌、忠信、賢良、俊才，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於遊宗，遊宗以復於裡尉，裡尉以復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鄉師以著於士師”。――這是鄉里自舉之制。二是君主察問。――類似於後世的皇帝殿試。君主親問鄉屬德才之士，“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疚”。――這是君主察問之制。對於賢良特異之士，估計也是一氣呵成。察能授官，擇之以法，然後任之以法。

管子特別在意的是君臣之間權職的劃分，“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而且對各自的職能也做了較為明確的界定，“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合為一體”，如此則君身不勞，臣得盡力而國之諸務皆舉矣。話雖如此，但不是每一個君主都能做到，齊桓公就沒有聽從管仲臨終前的囑託，除掉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後來犯上作亂，齊桓公落得死後數日無人收屍的下場。

管子對於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官制也有一些闡述，但前後言論不盡一致，估計是當時的現實狀況就是如此，地方與中央已經露出了分庭抗禮的苗頭。譬如“鄉與朝爭治”，“朝不合眾，鄉分治也”，“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正因為他的官制重視地方分治，所以他對地方官吏的名目與職責也規定得較為繁瑣。此外，從管子的言論也可看出，在他的想象中，君主仍然是封建天下的君主，而不是專制天下的帝王，“欲用其祖國使為天下共主”，而且還是“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可見管子身處春秋時代諸侯漸欲分裂之時，齊國雖為五霸之首，但他期望恢復的還是周代強盛之時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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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商韓：尊君權，任法術（1）

法家思想到了戰國時代已經影響較廣，商鞅時有了嚴格的法治思想，而後來的韓非則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商鞅與韓非的思想已經相當可觀，遺留的文獻也最為豐富，堪稱法家的代表。

商鞅喜好刑名之學，曾經在秦國以變法著稱於世，十多年間道不拾遺，世無盜賊，所謂家給人足。後來被告謀反，處以車裂而死。韓非也喜好刑名法術之學，少時與李斯就學於荀子門下。後來出使秦國被留用，遭到李斯等人的詆譭，屈死於獄中。其時離秦滅六國不過十二三年。商韓之死，相距百年。法家功利之士多半死於非命，即使是春風得意的李斯也難逃此劫，害人以害己告終，被腰斬於咸陽，不到兩年，秦帝國也隨之覆滅。

尊君重國是法家思想的極致，也是專制天下前夕流佈於諸侯各國的功利之學。既非創自於一人之手，也不是一蹴而就。春秋戰國時代，維繫宗法社會的綱紀倫常已經失效，諸侯爭強，攻伐兼併已蔚然成風。然而，侵犯鄰國與防禦來敵都有賴於國家富強，法家手段較儒家更為強硬，也容易被君主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