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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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大概管子認為，人民有自己的根本利益，君主得之則國力強；為人君者，不得遏民小利，只有順民心。但不管如何，雖然與他的尊君之說相悖，只要能被君主所用即可。看來，管子的順民之說也好，牧民之論也罷，如果不與其尊君之論相提並論，幾可矇蔽世人，混同於儒家。可見，管子的思想較為駁雜，其尊君之旨、順民之術，既有封建遺風，又開商韓等法家之先河。

經俗經產

管子的政治思想是尊君，就是告誡後人如何做好奴才。他的治民之術是以法治國，設立經常性的制度，賞罰嚴明，使全國人民服從命令，行動如一。其法治的目的就是希望臣民安分守己，聽從君主的使喚。

管子所謂的經俗就是其推行法治的社會基礎，而經俗的養成必須使人民習慣成自然，如此才能深遠而穩固，因而需要輔之以教育之策。他認為，政治組織必須由道德來維持，政治道德不可或缺。管子稱之為“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社會各級臣民若能謹守禮義之教，那政府的威信和權力就水到渠成了。這話有點強詞奪理，管子也未免太想當然。

要將“四維”落實到民間就必須教育人民。“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要使教訓成為民間的習俗當然得需要時間，“漸也、順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　當然，俗化未成的政府必須隨時監督勸懲。美俗既成，風化自正。管子善用家族、鄉鄰，治安、風化以及賦稅等都託付給鄉里組織；而且人民也得各按職業異地分居，不得混雜，“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如此即可“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而且“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身無職業，家無常姓”者，法當禁。――流民、遊民，像管子這樣的治國者也害怕其聚眾對抗政府，所以“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抓到就殺。

管子強調的是君主的絕對權威，要使“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正者也。”管子借禮教而行法，與商韓等法家不同；商韓更加激進，主任法而棄一切仁德禮義之教化，國法君威是控制人民的唯一力量。管子仍然重視家族人倫，但是離法家也只有一步之遙。

管子法治思想的另一個支柱是“民有經產”。正像他的名言所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而且“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如此看來，管子深知民生是政治的要件之一，“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

管子的經產之術以重農之策為主，再輔之以節用、輸財、濟困等。其《治國篇》裡說“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農業為國家賦稅之源，而工商貿易之利遠高於農業，如果政府不加干涉的話，人民就會捨本逐末，所以管子鼓勵人民務農本而舍末作，政府派遣“司空”修水利，“由田”辦地宜，“鄉師”勸力作。

管子對於節用也有精闢的論述，主要是政府不能隨意耗費錢財，“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當然，該用則用，過於節儉也不是好事，“儉則傷也，侈則傷貨也”。實際上，管子的經產之術還有相當詳細的闡述，其《五輔篇》中就有“德有六興”之說。經產之術為民治產是為富國，是政治穩定的需要，而不是富民；管子認為“貧富無度則失”，人民可以豐衣足食，但不允許私人積蓄資財。積蓄資財會出現貧富懸殊，懸殊越大，社會危機也越大。所以管子主張工商之利收歸政府，而土地制度也有了實施井田制的萌芽。

六、管子：君之當尊，民為君用（3）

經臣之道

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受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實虛受者，朝之經臣也。――《管子·重令篇》

管子心目中的治國理想，不外乎國家有賴於君主訂立制度，經俗可以施展教化之功，經產之術可以富國。但是，這一切都得依靠各級官吏去執行。所以，管子的治國之術，除了經俗、經產之外，還有經臣之道（即用人之術）。他認為，這三者都是以法治國所不可或缺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