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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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治國理論中法治思想的淵源最早，脫胎於儒之禮法；尊君思想隨之而起，或者並駕齊驅。兩者都是發軔於春秋之時，而法家的術治思想到了戰國時代才露出苗頭，興盛於諸侯各國。鄭國、晉國先後採取任法策略，遭到儒家始祖孔子的譏笑；而楚國則更早，春秋之時已經風行於世。

社會空前動盪之時，治國方略也為之大變。或力挽狂瀾如儒家孔子，欲以正名復禮等手段力勸王公貴族拋棄驕奢淫逸的惡習，安定社會；或任其自生自滅如商鞅、韓非之流，棄封建而立專制。兩派之間，荀子、管子糅合禮法，算是過渡的中介。蕭公權先生認為，禮與法之間彼消此長，時間在公元前6世紀末至4世紀末之間，約為200年。

尊君抑民

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徵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韓非子·人主》

春秋之前封土建侯制度盛行，君主與王族世臣分權駐守各地，君主未能獨尊。君主與諸侯之間的聯絡不過是朝貢財物、尊王攘夷等，後來諸侯四起，君主之令無人遵從，弒君篡國者也不少見。再到後來，諸侯爭霸，專制集權已成大勢，法家尊君之說流行於世，功利之士遊走各國，廣為傳播。

法家所謂的“尊君”，並不是尊重君主本人，而是其所在的權位，正如管子所說，“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法家經常借用此句來抬高君主的權力，到了韓非的手中，尊君之論更為昭彰。

韓非認為，操縱權力實在有賴於君主所處的地位，人民承認君主的地位才會服從他，君主憑藉他所處的地位而號令人民。這也是韓非所說的“勢”或“勢治”，與君主本人的私人道德並無關係。如果人民要計較君主個人的品格的話，那麼，他發出的命令就會失去效力，無人理睬。所以，韓非主張尊君之說，認為臣民必須效忠於暴君，極力反對孟子的“一夫可誅”之論，確定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就是天下的人倫之道。

韓非將私人道德劃到了政治氛圍之外，認為兩者毫不相干，這與儒家截然相反。儒家認為做官全憑私人道德，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也。韓非認為，私人道德與君國利益是兩回事，君主即使有再好的德行或名譽也不足取，政治社會中根本沒有個人生活的餘地。儒家倒與之相反，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隱也可以安貧樂道，是道德高尚的表現。韓非則認為，隱士是國法所不能容的，不臣天子者可殺。

法家的尊君之論並不至於此。荀子認為人性惡但可以有善的可能，但法家卻認為，人性之惡根本就沒有向善的可能，因為人類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即使是家庭成員之間也照樣如此，何況整個社會。“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而且，民眾的智慧也不可用，“禹決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既然人性如此，那絕對不是仁義道德所能夠教化得了的，只有專制君威才是治民的唯一手段。儒家說家齊而後國治，韓非則認為只有國治而後家齊，徹底拋棄了儒家的德化民本之說。

七、商韓：尊君權，任法術（2）

獎農勵戰

法家諸子認為，君主以權勢治理臣民，君主專制的制度就此而立，所謂的政治社會不過如此。不過，春秋時代的諸侯各國相互虎視眈眈，侵掠凌辱已經司空見慣，所以國力強大與否成了國家存亡的關鍵。商鞅認為，“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力也”；韓非子也說，“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者務力”。

務力之道就是要人民投入耕作、積極備戰，與這兩項任務無關的事都在政府的禁止之列。商韓兩人力主耕戰兩事，而且幾乎想動用一切學術文化摧毀儒家、管子等先賢有關富強為民的論調。他們認為，富強不過是為了擴張君主的權勢而已，所謂“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是也。所以，那些遊食坐談之士都必須靠邊站，有害於農戰二事的言論都必須予以法辦，有關的典籍也必須收繳。

商韓主張獎勵農戰，“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推行此一政策，韓非子的辦法就是，“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而在他之前的商鞅則推行了“壹賞”和“壹教”之法：“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