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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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語》《孟》為金科玉律，甚至不敢越雷池半步，李贄毫不客氣地反問，“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讚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前遺後，筆之於書。後學不察，便謂出自聖人之口，決定目之為經矣。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李贄斥孔孟，疑六經，傾道統，這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個人自由。

所以，李贄心目中的政治，不干涉不煩擾才是最合理最無為的治國之術，“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獲其所”。――李贄把避免煩擾的治國之術歸結於無為之治，他甚至覺得，君主如果“惟知好仁好義以與民同其好惡，而府庫自充矣。名曰理財，實公財耳；名曰生財，實散財耳。如此理財，乃所以修身者，何曾添出事耶？”又說“聖人無中，以民為中”，“天之立君，所以為民。”――李贄的無為之說恐怕是有點不切實際。雖然他崇尚個人自由，但思想仍屬於儒家仁學，衍出於孟子貴民之論，又師承了王陽明的親民之說。

八、漢宋以來儒學的數次復興（9）

正因為明代暴政頻仍，人民生活在恐懼之中，所以持有道德良知的儒家之士三番五次地闡發孟子的民本、貴民之論，愈發愈見血淚，實屬憤懣之極；然而頻頻訴說已經沒有了振聾發聵的號召力，畢竟還不敢捨生取義，無法撼動千百年來的君主專制社會，即使狷狂如李贄的儒者也只能在老莊哲學的蔭護下懷有逃逸之念。不過，官僚鄉紳躁動不安，辯駁指摘；書院士林聚黨講學，異彩紛呈；陽###學波及社會，群情激奮；追求個人自由與解放的思潮已經湧動，只等噴薄而出……

立君為民，君臣皆僕

明代惡政，延續了蒙古王朝的流弊，而且未等肅清，慣有的惡習捲土重來，誅殺功臣禍及九族，宦官弄政特務放縱，蹂躪百姓敗壞風俗。明代中葉以後持續加劇。到了晚明，吏治腐敗難以收拾，募兵斷餉流寇四出，開礦侵民賦稅加重，民生之艱無以復加……諸多弊端充盈朝野。政亂其上，民困於下，寇興於中，狄圍其外……可見朱氏王朝一如前代各朝而難有回天之力，崩潰乃是必然。

清兵入關嚇阻了明代中後期的個人自由與解放運動，中國社會幾乎回到蒙古南侵南宋淪陷的局面，排斥夷狄、抨擊專制再度成為清代初葉的兩大潮流。民本之論繼續深入挖潛，而自稱明代遺民的思想家也扛著反清復明的旗幟宣揚“排滿論”。不過，與西歐社會幾乎類似的是，兩軍對壘，文明社會總是轉瞬之間淪於蠻族部落之手，而且重新改朝換代。――這似乎是歷史的一大鐵律。而且，較之於一個世紀後興起的法國啟蒙運動，明末清初就出現了中國的早期啟蒙者群體，譬如黃宗羲、顧炎武。

清初民本思想的代表首推黃宗羲（1610…1695），他的政見多半見於他54歲的著作《明夷待訪錄》。黃宗羲極其推重王學，但又遠遠超出了陽明學派的視野。他說“吾心之知，規矩也。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猶規矩以為方圓也”，所以他將前代理學派的心性之學與功利派的事功之學捏二為一，稱之為體用一貫之學，亦即修身治世之學。儘管如此，他又對空論心性、高談玄妙嗤之以鼻，而對躁進事功、捨己從人、以身許國略表惋惜，深惡痛絕的是將致用之論作為治學的最後目的，更對道學家欺世盜名不屑一顧。

天下為公，立君為民。――這兩大論點是黃宗羲政治思想的主旨，雖然還是來自孟子的貴民之說，以及《禮運》的天下為公之論，但卻直接觸發了清末維新運動梁啟超與譚嗣同等人積極倡導的民權共和之說。黃宗羲認為，“有生之初，人各其私也，人各其利也”，所以需要君主“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君主要比民眾勤勞又不能有享受的特權，所以，好逸惡勞的人是沒有辦法做君主的，必須得有天下公心才能使百姓萬眾享有公共福利。所以黃宗羲推崇的是三代之前傳說中的賢君，以為三代之後的君主已經將利眾的義務篡改成了自私的權利，將天下看做是自己的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不僅殘害百姓，還“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成為“天下之大害”。――“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君為民害”論恰恰就源於此，另有“民主君客”論和“萬民憂樂”論。正因為如此，利民之君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否則就可以顛覆他。

佐君而治，非為事君。――黃宗羲的“君臣觀”仍